王小波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如题所述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突发心脏病离世。一个有趣的人走了,索幸他留下了很多有趣的书。

最早知道王小波是在知乎,知乎上推崇两个作家,一个是阿城,另一个便是王小波。

于是找来他的书读,《黄金时代》《王二风流史》《红拂夜奔》《似水流年》,然后是他的杂文《我的精神生活》。

说实话,一开始把这些书当黄书读,再来是有趣。从伤痕到反思再到先锋文学,多数作家一提到那个年代,即使不苦大仇深也开心不起来。王小波是另类,他书里的情节荒诞却有趣,王二挺着他的宝贝,似傻非傻似真非真,言语行为有股子贫劲儿。倘若要拍电影,葛优是王二不二人选。

王小波曾说阿城写《棋王》太浪漫,而他自己也许是学理出身,有一种清明理性,显得清凉。所以他乐呵呵地站在主流之外,与王朔相似,却又不同,王朔有北京大院情节,而王小波不在四合院里,在山野间。


《黄金时代》磨了二十年,故事从头到尾就是讲两个人怎么搞破鞋,怎么做爱。这样的作品被选入亚洲周刊中国小说一百强,自然是表明它的艺术价值。


许子东引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清洁的精神”,写的场面污秽,但感觉不到脏。我最初只读到“有趣”,但“清洁”还是没读出来。


后来看《红拂夜奔》,红拂自缢而死,心里怅然所失,发觉他们二人之间是有爱的,被潜藏在交媾之中。


然后再回头读《黄金时代》,仍未读懂,却总算能感知到点新东西,觉察到那么点“清洁”了。


但最喜欢的还是王小波的有趣,对文学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不可以只是因为有趣,少一点功利性。


看王小波的访谈,与想象中的不一样,以为他会像葛优,结果他说话时给人一种平静温柔的印象,言语也不像王朔,更像是一个思考者。


这个很有趣,你会发现,很多舞台上表演精彩的喜剧演员,每每到了台下,往往都是无趣的。

所以王小波所说的有趣,与我们寻常所说的有趣是不一样的,他的有趣是思维的有趣,恰恰是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与现在的理解又不一样,他的大多数是“极少数”。


但是他与我们又是平等的,在他的书里你感觉不到他的姿态,他采用的是平视的角度。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创造出“榻榻米”视角,没有轻视也没有崇高,而是平等。


但有些作家,就比如说有人觉得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阿城的《棋王》是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的。这个我只是引述,不敢妄自言语,毕竟两位作家的作品读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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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0-09-18

以前王小波刘小波分不清楚,总觉得王小波是个分裂分子,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是个误会,就很想看看他的书,直到欢乐颂里面赵医生说自己喜欢王小波,喜欢王小波似的“有趣”就更想看看,尤其是关雎儿羞涩的“我没看过”更让我心生好奇,读了他的沉默的大多数,真的感觉王小波是个针砭时弊一直在说真话的人。

在书中,王小波说“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还有他的关于那些“沉默的人”的一些看似离奇的想法,我觉得我身上都有,我也会去想那些“蹩脚”的事情,不觉得很庸俗。实际上,我还是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至少我周围的人没这么评价过我。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是要劝大家怎么做,只是普罗众生竟然有人这么做,真是好玩。

我觉得读王小波,是一种很欢快的感觉,他本人也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沉默的大多数”,读他的文章就好像在看戏,演员不是他不是我,好像是他又好像是我,上次有这种感觉是看李宗吾的《厚黑学》的时候,就是明明是在跟你讲一个很浅显的,大家都知道不对但都在做的事情,知道应该少点套路,可是大家又无时不在套路着别人,是不是很有意思,有点文人的意思,王小波说一个“国学”的帽子害死了很多人,卧冰求鲤就害的一个学者不轻,他就不会这样,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相信的,王小波就不会说看了人家“卧冰求鲤”就也要“卧冰求鲤”才孝顺,但他又不是那种评判到底的人,我知道你不好,我也不好,我们就姑且这样吧。

王小波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就怕走牛角尖,觉得自己最厉害最对,别人都是胡扯,但谁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很显然,他没有走牛角尖,他甚至很宽容,他觉得别人都是在做“中古遗风”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立一派,让自己特别,他知道,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样不该是个文人,遇事不求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

这样的王小波我很想给他一个别的词来形容他,想想想去竟然想到了“狡黠”,自己都被自己下了一跳,怎么能用这个词呢?为了不犯错,还是用“有趣”吧,反正大家都用,不会错的吧

第2个回答  2016-11-23
王小波出生于北京,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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