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是韩信临刑说的。这些功臣都差不多这样的结局！ 百家讲坛首席讲师、河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王立群在讲到周亚夫为什么那么有才华，却落了一个可悲的下场。王立群其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语录，世上有五种人：谋事-干事业、谋人-当官、谋钱-商人，既谋事又谋人-很厉害了，全谋-更加不得了。周亚夫仅仅是在军事上一个非常出色的将才，谋事非常有能力，是一个做事业的人。他不会琢磨人，只会琢磨事，一旦随着他的官位升迁，早晚都会因为性格的缺陷出事。 周亚夫治兵细柳营彪炳千古。汉文帝时，匈奴起兵六万，侵犯上郡和云中，烧杀抢掠。汉文帝急派三位将军去抵抗，另外又派三位将军驻扎在长安附近。其中周亚夫就驻扎在细柳。有一次，汉文帝去慰劳军队，在灞上和棘门时，将士们隆重迎送，当他到细柳时，军营没有迎送礼仪。周亚夫是珍上正正直直的人，不拍马屁，公私分明，不像那些只会讨好上级，以升自己职位的那些小人。国家苦是有像周亚夫此人的人，那么国家就一定能够强大，更加地繁荣昌盛、兴旺。 周亚夫因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勋，于汉景帝七年（前150年）被升任为丞相。由于周亚夫为人耿直，坚持正道，故而得罪了汉景帝、王皇后等人，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其一，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废太子刘荣。刘荣是汉景帝的长子，在汉景帝四年被立为太子。但刘荣的生母却仍是一个普通妃子，并没有被立为皇后。汉景帝原来的皇后姓薄，是汉景帝祖母薄太后的亲属，汉景帝不喜欢，故而等薄太后一死，汉景帝立刻就将薄皇后废掉了，新皇后则一直未立。刘荣的母亲姓栗，为人妒忌，特别是因为不答应长公主刘嫖为其女阿娇向太子刘荣的求婚，使得长公主刘嫖与刘彻之母王夫人联合了起来。她们共同在汉景帝面前极尽挑拨诬陷之能事，最后使汉景帝大怒，他废掉了栗妃，废掉了太子刘荣，而改立王夫人为皇后，改立王夫人所生的刘彻为太子。这件阴谋活动的过程，我们已在《汉宫多少惊心事》中详细地讲过，这里不再细说。
废太子虽说是皇帝的家事，但也是牵动举国上下的重大国事，所以刚刚被提为丞相的周亚夫对此坚决反对，与周亚夫一同劝阻此事的还有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等等。汉景帝此时对栗妃与太子刘荣的厌恶之情已经根深蒂固，他不仅不可能回心转意，而且还对周亚夫、窦婴这些反复劝阻、反复提意见的人，也都从厌恶而逐渐转成了憎恨。
周亚夫等不仅招来汉景帝之恨，而且招来了王皇后、皇太子（未来的汉武帝），以及景帝之姐大长公主之恨，性质与后果都是严重的。
其二，周亚夫反对汉景帝封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这件事是由窦太后建议的，因为窦太后的兄弟没能在窦太后当皇后时及早封侯，等到窦皇后当了太后再想封其兄弟为侯时就已经来不及了，其兄遗憾地死去了。故而她为儿媳王皇后之兄王信提出此事，目的是为了改善她与儿媳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又遭到了丞相周亚夫的反对。周亚夫说：“想当年高皇帝曾做出规定，不是皇帝刘姓子孙，一律不得封王；没有在战场立有战功的，一律不得封侯。谁要是不按规定封了王或是封了侯，那就全国上下都起来讨伐他。今天王信，他虽然是皇后的兄长，但他没有在战场立过功，封他为侯，不符合当年高皇帝的规定。”
彩绘指挥俑西汉景帝一听，沉默不语，王信自然也就没能封侯。这件事对于汉景帝自然是无所谓，对于窦太后也没有实际的利害，但对王皇后就不是小问题了。这里一方面涉及到其兄长王信的巨大实际利益，同时涉及到王皇后本人的面子与尊严，所以她对周亚夫怀恨在心。周亚夫的危险，又严重了十分。
其三，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帮着汉景帝贯彻“一石击二鸟”的方针，使梁国蒙受的损失很大，因此梁王刘武每次上朝，都在母亲窦太后和兄长景帝的面前数说周亚夫的坏话。窦太后是从一开始就站在小儿子梁孝王的立场痛恨周亚夫。汉景帝开始时是指使周亚夫这么做的，后来事过境迁，好了伤疤忘了疼，渐渐地也和他的母亲、弟弟对周亚夫一道厌恶痛恨起来。
其四，当时有五个匈奴贵族叛变匈奴，投降汉朝。汉景帝很高兴，想封他们为侯爵，以鼓励其他人也来投降，但周亚夫坚持不同意。周亚夫说：“如果把这些背叛本国、前来投降我们的分子封为侯爵，那以后我们将如何教育我们的子民，将如何处置那些背叛我们的国家而叛逃到匈奴去的人呢？”景帝听了很生气，说“你简直是榆木脑袋，没有一点灵活性”，当面就把周亚夫的话顶了回去，硬是给那叛逃过来的五个匈奴人封了侯。
从以上种种情况分析，周亚夫当时在朝中所处的地位已经相当孤立、相当危险了，但性情直爽、一心为公的周亚夫竟然还没有任何觉察。也正是在周亚夫已经招致汉景帝如此憎恨，而周亚夫的功勋、威望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当年他那种“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的话，就被汉景帝又恨又怕，成为周亚夫必死无疑的原因了。
汉景帝要杀周亚夫，但周亚夫没有任何罪过，于是汉景帝就故意找碴儿：有一天，汉景帝邀请周亚夫到宫中参加宴会，席面上摆着大块的肉，但没有刀子，也没有筷子。于是周亚夫就对服务人员说，让他们把筷子拿来。汉景帝一听大怒，他说：“我们对你如此尊敬，你还觉得不满意吗？”周亚夫见此情景，他就不再说话，恭敬地退出了宴会厅。汉景帝的目光紧紧跟随着周亚夫离去的身影，恨恨地说：“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没法留着他侍候日后的小皇帝！”
周亚夫的儿子为他父亲偷着向“工官尚方”买了五百套殉葬用的铠甲盾牌之类东西。买殉葬品无所谓，但“工官尚方”是专门给帝王制造器物的部门，买这种部门制作的器物用于臣民就有了一个“越份”的问题。于是周亚夫就以这个罪名被下狱了。当时的廷尉，也就是“九卿”之一的最高司法官审问周亚夫说：“你买这些铠甲盾牌之类的东西，不是存心准备造反吗？”周亚夫说：“我买这些东西是用于死后当殉葬品的，这些木制、陶制的东西可以用来造反吗？”廷尉说：“你即使不想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到阴间去造反！”
当时的这个廷尉名叫王恬开，他秉承着汉景帝的意旨行事，居然就用“你不是想造反地上，就是要造反地下”这种开玩笑一般的语言，给一位高居丞相之职的元勋定成了“谋反”的死罪。于是周亚夫愤怒地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宋代黄震评论周亚夫的悲剧结局说：“亚夫尤重厚守正，平吴楚有大功，其争废太子、争侯王信、争侯降匈奴徐卢等五人，又皆宰相职也，反以怏怏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黄氏日钞》）
明代查慎行说：“至于亚夫用兵处，极力摹写，节制之师，历历有如目击。亚夫之坐‘谋反’，因子买葬器，狱吏执‘欲反地下’四字，游戏定爰书(判决书)，此何异岳武穆(飞)‘莫须有’三字耶?景帝之刻薄寡恩，隐然言外。史笔至此，出神入化矣。”(《史记评林》引)
司马迁在《绛侯世家》的《太史公曰》中曾批评周亚夫“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意思是满足于自己的能力与军功，不知道该念点书，懂得点历史教训；对人不谦虚，还爱坚持个死理。我觉得这段话是批评的成分少，而同情、惋惜的成分居多。如果周亚夫能从张良那里学上一星半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了呢？可惜周亚夫不是张良，周亚夫的悲剧结局，是由他的性格决定了的。
在刘邦的开国功臣中，有一批是被刘邦、吕后杀了；有一批则是在刘邦、吕后面前尽量表现出一种圆滑避事、明哲保身的态度，惟有周勃、周亚夫父子是那种既有大功，又比较正直的人，结果都死得相当委屈。司马迁在写周勃、周亚夫这篇“世家”时，显然比写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的“世家”寄寓了更多的同情。
近代李景星说：“绛侯两世有大功于汉，俱以下吏收场，此太史公最伤心处，故用全力写之。”
《史记》写周亚夫还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尾巴，司马迁说周亚夫早年还是个普通人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你三年以后被封侯，封侯以后的第八年你要出将入相，掌握国家的最高权柄，在满朝文武中至高无上，但再过九年你将被饿死。”结果周亚夫真的就因其长兄犯罪而自己被朝廷指定做了周勃的嫡系继承人；接着又因平定吴楚之乱有功，位任丞相，权倾朝野；最后又被下狱，愤怒地绝食而死，与相面者所预言完全相符。司马迁写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目的就是借此抒发一种人世的感慨与悲哀，是对现实政治、对最高统治者表示愤怒的一种特殊写法。 很多政治上的悲剧皆源于此，人生也就是这样，专心致志做事情的人，忠心报国、兢兢业业的人到最后都被小人所害，这也是中国专制下用人的悲哀，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正帝王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国事家事都是帝王家之事。更需要世人警惕之，谨慎之，熟悉之，运用之，在谋事之业余时间多琢磨一下领导，多去领悟一下君臣之道，以及领导周边的人物，对事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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