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继往开来，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政治的相对清明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历史上曾出现的汉武帝“大一统”、“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所谓“太平盛世”与监察制度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新版教材增加古代监察制度的内容，让学生多了解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败得失，以古鉴今，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然而囿于教材内容的限制，许多教师、学生无法较为全面地了解古代监察制度完整的线索，监察官的地位如何、他们拥有多少权力、监察官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都起到什么作用。为能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搞好监察制度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史内容的教授。对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沿革、权力和作用进行全面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包括御史纠弹制度和谏官言谏制度。不过作为监察官员主干的是御史系统。御史最初为史官，至战国时期始有监察职能。秦汉时以御史制度为主体的监察制度已经建立，秦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秦官……掌副丞相”，但其本职责是“典正法度”，监察百官；在地方各郡设监郡御史。汉武帝时，为实现大一统，加强监察制度，一方面在中央御史府之外设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又创置司隶校尉，“捕巫蛊，督大奸滑”三者互不统属，但可互相监督，使中央和地方百官处于多重监察之下，另一方面在地方废监郡御史，始创刺史制度，“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即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各设一刺史。 魏晋南北朝时，谏官系统初步规范化，并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导机构——门下省或集书省，改变了秦汉以来谏官不成系统和职权不明确的局面。隋唐时期监察官制十分完备，御史系统在中央仍设御史台，下设三院，“御史台有三院，一曰台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地方则分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与此同时，谏官组织分隶中书、门下两省，负责规谏皇帝。这样形成了台谏并立的格局，促进了唐的繁荣。 宋元是谏官系统发展的顶峰时期，宋时谏官自成系统，设立谏院，但谏官“往往并行御史之职”，而台官也“监察兼言事”，这样台谏官职权相混，开启了台谏合一的先声。至元时，取消谏院，谏官职能归御史台，台谏合一。明改中央御史台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它与六科给事中（明在六部各设行政业务监察官员——给事中）合称“科道之官”监察百官。清雍正元年将六科并入都察院，科道合一，封建监察机构达到空前统一。 纵观秦以后历代沿置的监察机构，尽管其名称和内部组织机构不断变化，但封建帝王都将监察奉为治国治吏的圭臬，努力使监察体系自成系统、独立行使纠察弹劾职权，从而使监察官不受或少受其他部门的干扰，更加有效地行使职权。 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充分发挥监察机关对百官的威慑制约作用，赋予了监察官广泛而充分的权力： 1．弹劾权。它是指弹劾群僚结党营私，贪污渎职等非法行为。汉代御史中丞，“佐天子，专掌纠劾”；而晋南朝时为激发监察官纠劾精神，竟允许“风闻奏事”即可据传言奏事，弹者不必署名，即使弹劾有误，也不负任何责任。唐宋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明清也大致相同。监察官的弹劾对象可以说除皇帝之外的文武百官。监察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征求上司如御史台长官的同意，最后裁决由皇帝决定。 2．谏净权。这是古代谏官的主要职权，古代谏官主要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如教材中提到的唐谏官魏征是给事中。他们常常谏诤政事之得失，唐时唐太宗下令，凡讨论军国大事“必使谏官随入，预闻奏事”就是说凡遇朝廷决策，谏官有权闻政事，并对政策得失发表意见。正是因为唐太宗从谏如流，才有“贞观之治”的局面。 3．司法权。这里的司法权，包括司法监察权和司法审判权，前者自秦汉御史就有这种权力，而后者到南朝陈时始有之，陈时建立朝廷重官会审制度，御史中丞也参与司法审判。后为唐所继承，唐时建立三司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者共同审理案件，称“三司推事”，到清时，除沿用“三司”制外，如遇重大案件，则实行九卿会审制，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同吏、户、礼、兵、工部和通政司的官员共同审理。可以说古代御史既是监察官又是司法官。 4．审计权。它是对国家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决策编制的审核，井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时，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即有检查屯田、铸钱等内容；宋代的转运使司，既是掌管财赋的长官，又是监察官，其职权中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门机构的收支帐目和会计报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检查。 上述所举，为古代监察官的主要职权，此外，监察官还有处置权，即允许御史在特殊情况下从事先行后奏，“随事处置”，如明清御史纠劾文武百官，凡六品以下贫酷显著者就便拿问；还有监试权、监军权、调查权。其权力广泛，为世界监察史所罕有。 可以说，封建帝王为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的监控，有效防范、制止官吏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都给予监察官很大的权力，从而有利于监察功效的发挥。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官在打击贪官污吏、澄清吏治，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集权；谏正皇帝过失，防止决策失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历史上出现的封建盛世大都与帝王加强监察有关，如：汉武帝时创立刺史制度，增司隶校尉，助其实现“大一统”；唐太宗大力提高谏官地位，对谏官之言，“虚己纳之”从而实现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亦重视监察官，开元十四年建立了“一台三院”，完善了唐的监察体制，因此当时吏治清明。而元世祖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曾说：“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的，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多次支持监察官对权臣不法行为的纠举，实现了“大一统”。 然而，古代监察官的作用也有局限性，特别是当一个封建王朝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或一个王朝进入中后期，出现统治危机，监察官就难以发挥正常作用，甚至会催化吏治的腐败。如：东汉中后期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操纵监察官的任免，监察机关逐渐成为不法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汉灵帝时，监察官竟把与宦官没有关系的26名勤政为公的地方官纠举弹劾。唐玄宗后期，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御史直言弹劾的事例就很少见了。而明代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在监察机关内安插党羽，当时的监察院实际上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了。 总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尽管监察制度严密，但由于它以皇权为依托，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也不相同。这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古代监察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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