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上看是判断句式,“自恃其聪与敏而力学不倦者”是主语部分,“自力者”是谓语部分。
原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白话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努力去做这件事,那么困难的事也变得容易了。不做这件事,那么容易的事也变得困难了。人们做学问有困难与容易的(区别)吗?(只要)去学,那么难的学问也变得容易了;(如果)不学,那么容易的学问也变得困难了。
我天资愚笨,赶不上别人;我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我每天不停地学习,长时间不懈怠,等到学成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愚笨还是真的平庸了。我天资聪明,超过别人;我才思敏捷,超过别人。如果摒弃而不用,那跟愚笨和平庸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孔子的学问最终是靠不怎么聪明的曾参传下来的。既然这样,那么愚笨平庸,聪明敏捷的功用,难道是永远不变的吗?四川的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一个富有。穷和尚
对富和尚说:“我想要去南海,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借什么前往(南海)?”穷和尚说:“我只要带一个瓶子和一个饭钵就足够了。”
富和尚说:“我几年来(一直)想要雇船南下,还没能够去成呢,你凭借什么前往(南海)?” 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富和尚。富和尚脸上露出了惭愧的表情。
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的路,富和尚不能到南海,而穷和尚到了。人们立志求学,难道还不如四川边境的那个穷和尚吗?因此聪明 与有才学,可以依赖而又不可以依赖;(那些)自以为聪明,有才学但并不学习的人,是自己毁了自己。
昏庸与愚钝,可以限制而又不可以限制;(那些)自己不受昏庸限制而用心学习、不倦怠的人,是靠自己努力学成的。
此文出自清朝·彭端淑《白鹤堂文集》
写作背景:
《白鹤堂文集》是由彭端淑(清朝)所写。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
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节制重镇。
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
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
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作者简介: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清代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
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
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
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
从而工苦力学。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是判断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