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被称之为“伟大的十年”(1953-1964年)，整个时期特色非常鲜明，相对于斯大林时期的控制和高压政策，是“解冻”的时期。而“解冻”正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增色不少。相应地，“解冻”也成了赫鲁晓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题词和典型特征。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重视不仅表现在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的表态，还在于经常性的会议讨论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实践行动。经常召开政治局主席团会议专题讨论意识形态工作，还曾就意识形态工作召开过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自己曾多次尝试要处理好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其主政期间曾多次与知识分子会面，并数次就意识形态工作发表自己个人的见解和观点。比如1957年5月13日举行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见面会；同年5月19日又举行了同作家、雕塑家、作曲家、画家的见面会；1960年7月16日，接见了知识界代表；1962年12月17日会见了文艺工作者；1963年3月7-8日，会见文艺工作者，等等。
第二，在机构设置上，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党组织的结构进行了大的调整，但意识形态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削弱。1962年12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改组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作出了决议，规定在新成立的州、边疆区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里通常都要“设四个书记，一个主管思想部门，一个为党政监察主席，另两个则主管相应的工作部门。”1962年，将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科学和教育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合并而成意识形态委员会。“苏共中央科学、高等教育和学校部，苏共中央俄联邦科学、学校和文化部于1962年12月20日取消，它们的职能被转到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工业党委意识形态部。”表面上看，这是对意识形态工作不重视的标志，因为是将三个独立的机构合并成一个新的机构，这个新机构履行以前三个部门的职能；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设置一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门机构，集中进行工作。越是到执政后期，赫鲁晓夫越是想方设法加强意识形态工作。1963年4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意识形态工作专门通过决议，“组织改革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文化问题”。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从总体上为政治服务。无论是“解冻”还是控制，意识形态工作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措施都是为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服务。再仔细分析，“松”与“紧”，都与苏联国际国内政治密切相连，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上需要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时候，就是放松控制，苏联的创作知识分子就会随之创作出很多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对历史的反思与揭示来影响舆论、煽动民众的情绪，为政治上的进一步动作做好铺垫。比如在1956年苏共20大、1961年苏共22大召开之前，苏联文艺界都涌现出一批“重磅炸弹”式的文艺作品。而在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出现不利的苗头时，赫鲁晓夫则会适时强化控制，比如1957年波匈事件刚结束不久、赫鲁晓夫又面临所谓的“反党集团”，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论战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都普遍收紧。1962年，赫鲁晓夫之所以会同意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刊登反斯大林主义的作品被看作是化解内部政治矛盾积聚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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