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9-23
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炼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同，而他们是不能眩。下面是我为您整理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篇一：蔡康永：别问这有什么用
大学毕业时，爸说：“你一定要念一个硕士学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硕士是一定要的。”
为什么“硕士是一定要的”?我没问。爸爸对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开口了，我都很“上道”的照单全收，当然，也因为硕士大都很容易念，选个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九个月内就拿到硕士。
博士就麻烦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贪图廉价人工的指导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边帮忙，那一个博士学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
“没问题，一个硕士。”我很有精神的覆诵一次，好像柜台后的日本料理师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学校。”爸进行第二阶段的指示。
“没问题，一流学校。”师傅覆诵客人点的第二道菜。
我当然很同意“念一流学校”的想法。我在大学四年，整天听我有学问的好友阿笔，不断告诉我西方最厉害的几间大学，到底都厉害在什么地方：柏克莱待了多少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又完成了什么手术、德国的法学博士和美国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饭时要穿什么、康乃尔的研究生为什么自杀比例最高……聊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对于在台湾各种烂学校混了十几年的我们来说，没事就把这些知识神殿的名字，在牙齿之间盘弄一番，实在是个方便又悲伤的娱乐。就像两个台湾的初中男生，翻看着“ *** ”杂志拉页上的金发兔女郎。夹杂着向往和民族的自卑。
爸对学位的指示，已经清楚收到。“一流学校、硕士就好”。轮到我对爸开出条件了。有风格的料理师傅，是不会任凭客人想点什么、就做什么的。客人可以要求吃生鱼片，可是有风格的师夫，会决定此刻最适合做生鱼片的，是哪一种鱼。也就是说，你点归你点，未必吃得到。
“爸，我只念我想念的东西喔。”
“可以，不要念太多就好。”
爽快。这是爸跟我随着岁月培养出来的默契。各取所需，互蒙其利。不过，老实说，“我取我需”的状况，似乎比“爸取爸需”的状况，要多那么一两百次吧。
我想念的东西，对一般的台湾爸妈来说，似乎有点怪。
我想学“舞台剧”。
还好我爸不是“一般的台湾爸妈”。
从小到大，爸从来没问过我：“这有什么用?”
“这有什么用?”几乎是我们这个岛上，最受欢迎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好像上好发条的娃娃，你只要拍他的后脑一下，他就理直气壮的问：“这有什么用?”
“我想学舞台剧。”“这有什么用?”
“我正在读《追忆似水年华》。”“这有什么用?”
“我会弹巴哈了。”“这有什么用?”
“我会辨认楝树了。”“这有什么用?”
这是我最不习惯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被我爸问过这个问题。
从小，我就眼睁睁看着爸妈做很多“一点用也没有”的事情。爸买回家里一件又一件动不动就摔破的瓷器水晶;妈叫裁缝来家里量制一件又一件繁复的旗袍;一桌又一桌吃完就没有的大菜;一圈又一圈堆倒又砌好的麻将，从来没有半个人会问：“这有什么用?”
“漂不漂亮?”“喜不喜欢?”“好不好吃?”这些才是整天会被问到的问题。
长大以后，越来越常被别人问：“这有什么用?”才忽然领悟很多人，是随着这个问题一起长大的。
我不大确定——这是不是值得庆幸的事。一直到，反复确认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用”时，才觉得自己运气真好。
人生，并不是拿来用的。
爱情，光荣，正义，尊严，文明，这些一再在灰黯时刻拯救我、安慰我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讲“没有用”，我却坚持相信这才都是人生的珍宝，才禁得起反复追求。
篇二：大人物成名前也是小职员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当过小职员，是瑞士联邦机构专利局的3级技术专家，试用期内年薪为3500瑞士法郎。小职员爱因斯坦挺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收入稳定，也有闲暇来思考别人还没有涉足过的领域。
他干得不错，专利局打算提升他了，有人在档案上这样批示看上去有些老成的爱因斯坦：“要等到他完全掌握机械技术之后，他原来是学物理的。”很快，爱因斯坦完成了一篇有关光电子效应的论文，同时开始了有关相对论的思考，小职员爱因斯坦渐渐成了大科学家。
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的费尔南多·佩索阿也当过小职员。这位助理会计师生活在一条叫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街道很狭窄，辛勤工作一上午，可以在一家永远寂静的餐馆里买一份午间快餐来吃。家里摆一张孤零零的床。用来将幻想变成作品的书桌看起来也不够雅观，甚至可以说有些丑陋。
但是这个奇怪的小职员对工作、对生活、对狭窄的环境都挺感激，他认为当小职员的一切都给他的创作带来关键性的影响。
小职员卡夫卡是个“好好先生”，他25岁时在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工作。办公楼有5层高，他就在顶层干，一干就是14年。这个低阶职员很难进入高层的社团视野，但是他干得无可挑剔。
他热爱写作，却又认为以写作为职业是可耻，所以他甘心找一份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工作，而且干得很敬业。
篇三：用心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
1996年，他从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毕业。一个中专生要想在电视台找到立足之地谈何容易?刚进湖南卫视时，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安排去做剧务。所谓剧务，说难听点就是台里的打杂工。一次，编导让他搬200多张椅子。那是什么样的椅子呢?不是摺叠的，也不是塑料的，清一色的粗笨木制高背椅子。一次只能搬动两张，这样要来回走上百趟，既费时，又辛苦。他累得满头大汗，也没一句怨言。
搬椅子扛凳，这种活儿干多了，谁都觉得没意思。他却能苦中找乐，给自己减压!一次，现场来了256个观众，台里还给每个观众准备50多件礼品。礼品多得让人就头痛，什么卤蛋粉，电灯泡，面条，酱油……好像把超市搬进来一样，林林总总地摆了一大堆。这么多椅子要搬进现场，还有如此多礼品要一一地分拣出来，送到观众的面前，有的剧务开始有意见了。他却乐乐哈哈地说：“没准!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
当有人抱怨时，机会终于来到他身边。这一天距他进台时间仅一年。
一次，台里搞大型活动，搬椅子扛凳的事总是少不了的。忙活了一天，大家都很辛苦，想早一点回去休息。可是，台领导觉得东西摆好了，应该派人看着，别让人破坏现场，就点名叫他和另一个剧务留下。另一个剧务却说：“累了一天，总该让休息下吧!再说，这样的事应该由保安来做。”可他没有推辞，赶紧圆场：“没关系，我一人就行了，你回去休息。”
就这样，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就算是晚饭，然后一直守在那里。台长半夜巡视，见到桌上的方便面碗，心疼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照实回答了。台长很赏识眼前这个不怕吃苦的小伙子，就提拔他为“现场导演”。
现场导演也不是什么光鲜的职位，可他干得很认真。由于观众人多，又没经过培训，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现场气氛。他就抓紧时间给观众培训，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要举牌，什么时候起哄，什么时候保持静默。搞一场活动，录一次节目，他都要讲得口干舌燥。在现场录制时，他会随时根据节目的进展情况，带动观众配合，一时站起，一时鼓掌，一时举牌，成了场上最活跃的一个人，也是最累的一个人。
本来他鼓掌只是象征性的，自己也不一定要鼓，他却自己带头鼓，而且是很用力地鼓。有次演出结束后，台长让他过来，说：“把俩手伸出来。”他伸出拍得发红的双手，台长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的投入，连鼓掌都这么卖力。”
1998年，湖南卫视《真情对对碰》节目缺一位男主持，台长想到了他。
就这样，汪涵做起了主持人。近20年的主持生涯中，他获得过许多荣耀。从做剧务到节目主持人，汪涵只用了两年时间。对此，他感触颇深：“要学会承受!就是用心地做好该做的每一件事。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多少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