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主要人物介绍举列如下：
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
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
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
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1、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
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是一个轻视礼教的人，他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儒林外史》是一部描绘明清儒林士子平常生活的一部著作，其既是中国社会封建晚期的文人士子的百象图，又是中国十八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风俗画卷。《儒林外史》描述的对象主要是文人士子，但我们却能够从中探究得到丰富的商业文化资料。
在过去的历史里，“重农抑商”一向是政府所为，而人们心目中“士农工商”，商为末枝的思想更是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君子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古训则是荡然无存，文人学子纷纷走上上路，谋取暴利，在晋商当中更是构成了“重利途，甚于重名。
子弟之佼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的风气，并蔓延全国。
至于这些从商的文人士子，在《儒林外史》中我们大致能够察觉到有这么三类，一是做盐商的：万雪斋、宋为富等人经营盐业，获利极厚，更以金钱结交权贵，仗势欺人；二是当典当的：毛二胡子狠毒抠门发家致富。
而其中五河县的方乡绅则“开典当引盐”，成一方首富，以钱通神；而还有一类则是依附商家，做些事务养家糊口的，如周进即是当了一回记账，之后哭得死去活来才得了商人们凑的二百两得以进考场，最好取得了功名。
作者吴敬梓对这些从商的文人多以讥讽，将其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但其也对真正的儒商表有敬意，赞颂庄濯光、盖宽的重义轻利、善于经商而又不失士子之骨气。
然而其最终却以惨淡收场，只得贫苦之命，这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只允许如万雪斋般厚颜无耻、毛二胡子般狠毒抠门才可发家致富、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的痛心疾首。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儒林外史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章回体长篇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所写内容，假托明代，实为清朝，而且十之八九的人物都实有其人。
它真实地描绘了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
吴敬梓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人物，如匡超人假造文书，冒名代考，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严贡生无恶不作，却被前任周学台推举为“优行”；
作者无情地鞭挞丑恶事物时，同时也歌颂正面人物，为人“嵚崎磊落”，庄绍光追求“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牛老爹和卜老爹也是作者所歌颂的。
程晋芳在《怀人诗》称：“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之中，运用朴素、灵活、幽默的本地方性的语言，撰写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假名士的庸俗不堪，贪官污吏的卑鄙刻薄。
胡适形容本书：“国家天天挂著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
《儒林外史》是清朝时期的小说，有很大影响，尽管此书一开始并无预先设计的结构。
又如胡适所言，“这部书是一种讽刺小说，颇带一点写实主义的技术，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英雄儿女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对鞭笞社会不公，提升人民自主思想，有一定意义。并且，对现代讽刺文学有深刻的启迪。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起始靠在村子里的私垫中教书糊口，后随姐夫经商记账，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徐道：你看，这不是疯了么？好好到贡院来要，你家又不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喝痛”也是的？’周进也不听见，只管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徐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心理惨遭巨大耀残的悲剧式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当他要去考试时，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癫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意！好了！我中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从此可以荣华富贵，受人尊敬，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地腐蚀着文人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2.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知县汤奉和南昌太守王惠都是贪官的典型。这些官吏凭借科举入仕，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场的腐败不堪。
3.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地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国人说：“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聚，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的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拥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事。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言外之意很明显：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4.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威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借他的口押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书中另一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敢于怀疑权威，对解说儒家经典的权威朱素提出大胆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同时，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妄，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