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作要保密的原因有：资本运作的流动性、资本运作的增值性、资本运作的增值性。具体是
1、资本运作的流动性
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资本的闲置就是资本的损失，资本运作的生命在于运动，资本是有时间价值的，一定量的资本在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今天的一定量资本，比未来的同量资本具有更高的价值。
2、资本运作的增值性
实现资本增值，这是资本运作的本质要求，是资本的内在特征。资本的流动与重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大化。企业的资本运作，是资本参与企业再生产过程并不断变换其形式，参与产品价值形成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使劳动者的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物化劳动相结合。
3、资本运作的不确定性
资本运作活动，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利益并存。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某种风险的资本投入，不存在无风险的投资和收益。这就要求经营者要力争在进行资本运作决策时，必须同时考虑资本的增值和存在的风险，应该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企业经营者要尽量分散资本的经营风险。
由于缺乏监管，有大量非法分子冒充资本运作从事非法传销活动，2015年年初，南沙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成立专案组，逐步查证该传销组织以黄某为首，组织核心人物有“老总”黎某全、梁某侠等人。
自2012年起，该组织打着“阳光工程”、“商务商会”等幌子发展下线，收取每人50800元会费，短短3年时间，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遍及南沙区大岗镇、榄核镇、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深圳等地，涉众达1000多人。
扩展资料：
资本运作的方式
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配股、增发新股、转让股权、派送红股、转增股本、股权回购(减少注册资本)，企业的合并、托管、收购、兼并、分立以及风险投资等，资产重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剥离、置换、出售、转让。
或对企业进行合并、托管、收购、兼并、分立的行为，以实现资本结构或债务结构的改善，为实现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奠定基础。
按照资本运作的扩张与收缩方式分为：扩张型资本运作分为纵向型资本运作、横向型资本运作和混合型资本运作。收缩型资本运作分为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股份回购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本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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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9-13
我刚经历过，现在在机场候机。我一朋友把我骗过来的，我就很霸气的回答他，只要是国家政策你就大胆干，但是2-3年980万对我没吸引力
第2个回答 2020-07-12
֒1֒5֒0֒1֒9֒1֒4֒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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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
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
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
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
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
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保罗·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
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
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
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
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
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
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
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
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
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
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盐又太宝贵了，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它可值很多钱。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
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CHLORODONT)牌的。这牌子我还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肯定有过一把。我还记得巴克利特(BAKELIT)这个牌子。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属于我，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直到用旧。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像是在家里，而不是身处异乡。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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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哼着这同一首歌，直到人们再也没法分得清，究竟是人在唱，还是空气在唱。这首歌在人的脑海里回荡，配合着火车行驶的节奏。它是牲口车厢的布鲁斯，是由天命启动的时间之伴奏曲。它成了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女人们整整唱了五年，把它也变得跟我们一样，害了思乡病。车厢门从外面用铅封了起来，推拉门是带滑轮的，总共打开过四次。我们还在罗马尼亚境内时，有两次分别有半只褪了毛的山羊被扔了进来。那羊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砸在地上哐啷作响。
第一次时，我们把山羊大卸几块，当成柴火给烧了。它又干又瘪，也就没什么异味，很好烧。第二次时，大家都盛传这是PASTRAMA，即用来吃的风肉。不过我们还是笑着把这半只羊也当柴火烧了。它跟第一只一样冻得发紫，瘦骨嶙峋。我们都笑得太早，过于自负，没有收下这两只罗马尼亚的、善意的山羊。
对环境的熟悉感与日俱增。在狭小的空间内，人们做着些琐碎的事：坐下、起身、翻箱子，把东西清出来、放进去，到两条竖起来的毯子后上厕所。每一件小事都会带出另一件来。在牲口车厢内，个性化的东西都萎缩了。
人更是因为与他人在一起、而非独处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顾忌毫无必要，大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互相照应。也许是今天讲起来，我才会谈及自己，也许连自己也谈不上。也许牲口车厢内的狭窄已让我没了脾气，因为反正我想离开家，箱子里又还有足够吃的。我们没有料到，不久之后，疯狂的饥饿将如何席卷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饥饿天使造访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就像那冻得发紫的山羊一样，并对它们充满了缅怀之情。
罗马尼亚已在我们身后，俄罗斯的夜晚来临了。在一次数小时的停车时，我们感受到了强烈的冲撞。车厢的轮轴换上了新轮子，是给更宽些的俄国铁轨、给荒原的广阔准备的。皑皑白雪让外面的夜晚亮了起来。这天夜里，在空旷的野外，我们第三次停车。
俄国卫兵高叫着UBORNAJA。所有车厢的门都打开了。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雪地深处，雪深及膝。虽然不懂俄语，我们都明白了UBORNAJA是集体大小便的意思。高高的天际上，是一轮圆月。我们呼出的气息在脸前飘过，晶莹剔透，一如脚下的白雪。四周是上了膛的冲锋枪。现在要做的是：脱裤子。
那份难堪，那份从整个世界袭来的耻辱感。还好只有这片雪地和我们在一起，没有人看到，我们是怎样被迫紧挨着，做同样的事情。我并不想上厕所，但还是脱了裤子蹲着。这夜晚的国度是何其的卑鄙与沉默，看着我们如厕出丑;看着在我左边，特鲁迪·佩利坎是如何提起她的悬钟式大衣，把它夹在腋下，褪下裤子，鞋间响起嘶嘶的撒尿声;看着在我身后的律师保罗·加斯特，在用力憋时是如何地呻吟，而他的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在腹泻时肠胃如何咕咕乱叫;四周升腾起的热蒸气如何立刻在空气中被冻得发亮;这雪地是如何给我们下了一味猛药，让我们和光着的屁股、下半身发出的声音一起，感受到孤独;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种一致性中，是何其遭罪。
也许这一夜突然长大的并不是我，而是我心中的恐惧。也许一致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人在如厕时，都无一例外地面朝路堤、背对明月，不敢让敞开的车门离开自己的视线。这扇门已让我们心生眷恋，如同眷恋家中的一扇房门。
我们无比恐惧，怕我们还没上车它就关上了，怕火车会丢下我们开走。我们中有人冲着无边的夜色喊道：怕什么，来什么吧，拉屎的萨克森人，大家挤在一齐拉呀。江河日下呀，下的可不只是尿呀。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他干笑着，声音像金属一样刺耳。大家都推搡着，想离他远一些。他有了足够大的地方，便像演员一样向我们鞠躬，并用高亢的声音庄重地重复道：你们都喜欢活着，对不对?
他的声音引起了共鸣。有几个人哭了起来。空气如玻璃般透明，他的神情像是沉浸在某种幻想中。外套上的唾液也像上了釉似的发亮。这时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徽章，他就是那个纽扣上有信天翁图案的男人。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声音像个孩子。留下来陪着他的只有污浊不堪的积雪，他的身后是一片冰封的世界。天际一轮明月，宛如X光照片。
我们在劳动营发的所有东西都没扣子。内衣和长内裤各有两根小系带。枕头两端各有两根小系带。夜里它是枕头。白天就成了我们随身挎的亚麻布袋，什么场合都用得上，比如去偷东西或是乞讨。
我们管乞讨叫“兜售”。这个时候我们不偷，还有，工棚内邻伴的东西是不拿的。除此之外，我们什么时候都偷，上班前、上班时、下班后。其实也算不得偷，只不过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去瓦砾堆上摘些野菜，直到枕头袋塞满了为止。
农村来的女人早在三月里就发现，这种锯齿状叶子的野菜罗马尼亚语叫“萝柏笪”(LOBOD)，家乡人开春时也吃它，味道像野菠菜，德语名字叫“麦得草”(Meldekraut)。我们还摘一种叶子上长了毛的草，那是野生莳萝。前提是：要有盐。盐要在集市上通过物物交换才搞得到。它又灰又粗，像铺路用的碎石，用之前还必须得敲碎。盐可是值钱的宝贝。麦得草有两种吃法：
麦得草的叶子可以像野莴苣一样生吃，当然要放盐，野生莳萝也可以撕碎了撒上去。或者把麦得草的茎整根放进盐水里煮。用勺子捞出来时，它会有种令人沉醉的、类似菠菜的味道。熬出的汁也能喝，或当清汤啖、或作绿茶饮。
早春的麦得草是柔软的，整株植物只有一指高，银绿色。待到初夏时节，它已齐膝高，叶状如指。每片叶子都各不相同，像一只只形状各异的手套，最下面永远竖着大拇指。麦得草色银绿，喜清凉，适宜早春时食用。
夏天就要注意了，它会一下蹿得老高，枝叶茂密，茎杆坚硬，苦若粘土，有木质感。等它齐腰高时，粗壮的主茎周围会长出一蓬松散的茎叶。盛夏时分，叶茎开始变色，先是粉红，继而转血红，再变成紫红。秋天时，色已暗若深青。所有的枝桠顶端会结出一串串的锥形花序，花状如球，像荨麻一般。只不过麦得草的锥形花序不会垂下来，而是斜斜地朝上长着。它也会由粉红变成深青色。
奇特的是，只有到变了色、早就没法吃了的时候，麦得草才会显出真正的美丽来。有此美丽作保护伞，它得以自在地在路边生长。吃麦得草的时节过去了，但饥饿却不会，它变得比人自己还强大。
该怎么来描述这慢性饥饿病呢?可不可以说，有一种饥饿，会把你的饥馑变成病态。总会有更多的饥饿加入到原有的饥饿之中。新来的饥饿不知饱足地增长着，跃入旧的、永恒的、好不容易才克制住的饥饿之中。如果除了谈饿之外，关于自己就无话可说，如果除了饿之外，别的事都无法去想，那么人该如何在这世上生存?硬腭大过头，一个高而敏感的圆拱，直达头颅。饥饿让人无法忍受时，硬腭内就会抽着痛，好像有人把一张刚剥下来的兔皮在脸后撑开了去晒干，脸颊变得干枯，覆盖着苍白的茸毛。
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责怪这苦涩的麦得草。人们不能再吃它了，因为它变得木头一般，拒绝再被吃掉。它知不知道，它不再为我们和饥饿服务，而在替饥饿天使效劳。这一串串的红色锥形花序就是饥饿天使的项圈。
初秋第一场霜之后，它便一日比一日浓艳，直至完全冻坏。这毒药般美艳的颜色刺痛眼球。锥形花序，一排排红艳的花环，所有路两边都在打扮着饥饿天使。它带着它的花饰。我们的硬腭却已如此高旷，走路时脚步的回声都会在口腔内发出刺耳的声音。脑袋里有一种透明，像是吞了太多刺眼的光。
这光在口腔内自顾自盼，柔媚地滑进小舌，渐渐地涨起来漫入大脑，直到脑壳里不再有思维的大脑，而只有饥饿的回响。饥饿的痛苦无以言表。时至今日我还要向饥饿表明，我已逃脱了它的掌控。从不用挨饿的那天起，我简直就是在以生命本身为食。只要吃东西，我就会为食物的味道所囚禁。六十年来，从劳动营回乡之后，我就是在为反抗饿死而吃。
我看着已经没法吃了的麦得草，努力去想点别的东西，譬如在寒冬来临之前，这夏末倦怠的温暖。结果却偏偏想起了这里没有的土豆，想起那些集体农庄上的妇女，或许已经能在每天的野菜汤里吃到新土豆了。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什么让人羡慕的。她们住在地洞里，每天干活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
劳动营的早春时节，就是我们这些去瓦砾堆上的“麦得行者”煮麦得草的季节。“麦得草”这个名字并不合适，根本体现不了它的意义。“麦得”(Melde)这个词对我们而言没有弦外之意，不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它不是“报到”〔德文是MeldeDich,意为报到、发言。〕的意思，不是集合点名草，而是路边随手可拾的一个词。反正它是表示临近晚集合的词，是临近集合的草，而绝不是集合草。煮麦得草的时候，我们时常是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因为之后马上要集合点名，并没完没了，因为人数总是点不对。
我们整齐地列队站好。这么说其实很荒谬。你看，这五个惨不忍睹的工作队，每个人都眼睛浮肿，鼻子硕大，面颊深陷。肚子和双腿都水肿着。不论是严寒还是酷热，我们就这样整晚整晚地在静静的站立中度过。只允许虱子在我们身上爬动。
在没完没了的点名中，它们可以喝个饱，检阅着我们可怜的肉体，不知疲惫地从头部一直爬进xx毛。大多数时候它们已经吃饱喝足，并在棉制服的接缝处躺下睡了，而我们却仍在静静地站立着。劳动营的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依然在咆哮。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只知道他叫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长得已经足够让我们在说出它时，害怕得直磕巴了。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也许我们数小时的静立，是为了反抗那白色的神龛。骨头重得像灌了铅。如果身上的肉没有了，撑起这副骨头便会成为一种负担，它直把你往地里吸。
集合点名时，我会练习在静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不去将呼与吸区分开来。不抬头，眼睛上翻，在空中寻找云的一角，可以把这副骨头挂上去。如果我已达忘我之境，并找到这样一个空中挂钩之后，它便会牢牢地固定我。
在这种日子里，天空会让我的眼球向上翻，而集合点名会把它再拽下来，骨头只能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我的身体里。
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在我们和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之间，僵直地走来走去。点名册在他的指间滑动，由于翻的次数太多，已经褶皱不堪了。他每叫一个号，胸脯就像公鸡一样颤动着。他的手依然像个孩子的。我的手在劳动营这段日子却长大了，棱角分明，又硬又平，像两块板子。
如果点名之后，我们中有人鼓起全部的勇气，问其中一位干部或者甚至指挥官施矢万涅诺夫本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他们会简短地回答说：“SKORODOMOJ”。意思是：你们马上就可以走了。
这个俄语的“马上”偷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最长的时间。图尔·普里库利奇还让理发师奥斯瓦尔德·恩耶特修剪鼻毛和指甲。理发师和图尔·普里库利奇是老乡，都来自喀尔巴阡-乌克兰〔在今乌克兰最西边，和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接壤〕，一个三国交界的地方。
我问他，在理发店给上等的客人剪指甲在三国交界处是不是件很平常的事。他说不，在三国交界处不是这样。这是图尔的规矩，可不是老家的。在老家，第九个理完了才轮到第五个。我问，这是什么意思?理发师回答说，有一点巴拉穆克。这又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有点乱，他说。
图尔·普里库利奇不是施矢万涅诺夫那样的俄国人。他既会德语，又会俄语。但他是俄国人一边的，跟我们不一样。虽然也被关在这儿，他却是劳动营负责人的副官。他把我们在一张纸上划分到不同的工作大队，翻译俄语的命令，再加上他自己的、德语的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
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盐又太宝贵了，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它可值很多钱。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
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CHLORODONT)牌的。这牌子我还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肯定有过一把。我还记得巴克利特(BAKELIT)这个牌子。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属于我，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直到用旧。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像是在家里，而不是身处异乡。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
第3个回答 2018-05-25
把你的思想封闭起来，这样就容易被洗脑了。
第4个回答 2018-05-10
朋友你实地考察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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