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社会福利好。
两宋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仓储的建设。宋朝也有实力完成大规模的粮食储备,成熟期短和适应性强的占城稻的引进,使人们得以推广稻谷的栽培并广泛增加二熟制的运用。
宋太祖乾德初年,诏令诸州于各县置义仓。淳化三年(992年),置常平仓。宋真宗咸平年间“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1006年),增置常平仓。天禧四年(1020年),又增置常平仓。后来又数次争议“复义仓”。
宋仁宗时,设置“广惠仓”,为宋朝所首创仓种。范祖禹说:“朝廷自嘉佑以前,诸路有广惠仓以救恤孤贫” 。 到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正式广置广惠仓。
“常平仓”、“义仓”救助灾荒年间的灾民;“广惠仓”救助平时的困难人群。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 。 可见广惠仓的管理是有效的,对于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有充分的重视和必要的保障。
广惠仓是宋代独有的仓制。这一制度,自北宋至南宋都曾经施行。
有了广惠仓为救济提供物质基础,宋朝政府同时也设立各种济贫机构来满足不同救济人群的需要。其中的代表为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正所谓“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所谓“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职能不同的社会福利机构。
元符元年(1098年),宋朝政府颁布了居养法:“诏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居养院得到蓬勃发展开始于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此时居养院设置范围空前广泛,成为了专门的惠养鳏寡孤独的济贫机构。
老百姓的养病之责由福田院和居养院共同承担,为了更好地实现医疗福利,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创置“安济坊”,所谓“使之存处,差医付药”,实现了宋朝人的住院治疗。
漏泽园,即公共墓地,用以安葬客死他乡和贫无以葬者。真宗时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 到了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朝政府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 此后,类似的诏令不断颁布,制度日益完善。漏泽园在各地普遍设置起来,仅临安府的钱塘、仁和两县就有“漏泽园一十二所”。
宋朝的济贫机构是这样的完善,以至于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措施太过分,消耗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养成“骄民”之嫌。
总之,宋朝的福利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远远好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如此好的福利背后,得到的是华夏几千年最强的凝聚力,南宋灭亡之时,宋朝沿海数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得知宋朝灭亡讯息后举家自杀的百姓更是无法计算。
元朝不关心民生,无乎没什么福利,明清虽然有所增强,但规模和深度也远远不如宋朝。
为什么宋朝的福利比明朝牛呢?
一、宋生产力水平高。明朝经过元朝前后的战争破坏,生产力总体上没有恢复到宋的水平。
二、宋朝用纸币,而明朝用白银,可是中国产白银少,纸币又推行失败,造成明朝总是银荒。
三、宋朝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重视商业,但商人地位不高,朝廷不受“奸商”的影响,老百姓受剥削程度不大,市场经济活跃。明朝皇帝和又士又商的大臣们斗来斗去,银子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中,朝廷总是没钱,就想法设法地剥削老百姓。官僚们在作官的同时又经商,无商不奸,他们不但剥削老百姓,而且影响朝廷政策,使老百姓受多重压迫。这种恶性生态根本不会产生好的福利。
唐宋时中国就有近代化的倾向,是中国帝制的成熟期,福利当然牛。但中国在元朝又几乎返回奴隶制了,元朝把财富都运到了北方,“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明朝从奴隶制元朝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能有什么好福利?随后中国帝制进入衰退期,资产阶级开始和皇帝争夺政权,但资本家们又不愿意背上国家财政这个包袱,只想架空皇帝,让皇帝当没权的穷皇帝,他们好作福作威,然后把天下贫穷的黑锅放到皇帝的身上让他背。皇帝又不是傻子,于是重用宦官反对这些资本大臣,又重用宦官去搜刮百姓改变自己的窘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管得上老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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