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属于编年体通史。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遗漏记。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
《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
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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