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目繁多的匾额楹联 书法艺术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堂额、牌匾、楹联，只有光光的梁柱、墙壁，那才真正失去了中国建筑的特有韵律。州县官员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即使不是文人也要装出三分书卷气，自然都喜欢舞文弄墨，在建筑的显眼部位留下自己的“墨宝”。 大堂是衙门建筑的中心，官员喜欢另题种种能够显示自己修养的堂名，刻了匾挂在堂前。比如表示为皇帝牧民治理的“牧爱堂”、“平政堂”、“亲民堂”;表示忠君爱民的“忠爱堂”;表示爱民如子的“体仁堂”、“如保堂”、“熙春堂”。更加雅致的是引经据典为堂名。比如《论语·里仁》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的说法，于是不少州县衙门的大堂就命名为“忠恕堂”。《尚书·皋陶谟》有“百僚师师”的说法，意思是百官各师其师、转相教诲;而西汉贾谊《新书·容经》又有“朝廷之荣，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表示百官端整严肃的模样。于是很多州县的大堂另名为“师师堂”。 《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都记载这样一个有名的传说:孔子的学生宓不齐(字子贱)曾担任鲁国单父地方(今山东单县)的“宰”(长官)，他兢兢业业，终日忙忙碌碌，唯恐自己治理不了这个地方。学兄有若去看他，说:“过去大舜治理天下，鼓五弦琴，唱南风歌，天下大治。你才治理这么个小地方，有什么好忧愁的?”宓不齐听了有若的话，身不下堂，鼓琴吟诵，潇洒安祥，当地的百姓听到了他的歌声，不知不觉就都变得心平气和，谦恭有礼，单父果然大治。这个故事在后世长久流传，“鸣琴而治”成为州县官的理想目标。于是明清时很多州县官尽管自己的音乐知识可能还比不上那对月喘气的吴牛，自己的大堂里也终日充斥着拷打百姓的板子声、计算搜刮民财的算盘声、秤量银子的戥子声，却仍然自题堂名为“琴堂”。 大堂的屋梁上、尤其是暖阁上方的屋梁上必定也要题有匾额，这不是为了表明大堂的名称，而是为了表示州县官们的操行。比如“守己爱民”、“礼乐遗教”、“公明廉威”、“明镜高悬”等等是被普遍使用的。最常见的则是“清慎勤”、“天理人情国法”匾额。 “清慎勤”是古代最常见的官府匾额，无论何种官署都有这样的匾额。州县衙门里的这三字匾，有的挂在大堂上，有的挂在穿堂、二堂，几乎没有不挂这三字匾的州县衙门。这三字匾的来历很久，据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清慎勤》的考证，这三字匾出于三国时的司马懿，据说司马懿有一次接见地方官时，提出当官的要做到清廉、谨慎、勤快，有了这三项美德，还怕治理不好吗?他又问官员这三项中哪一项最重要?有的说是“清”，有的说是“勤”，而司马懿却同意“慎乃为大”的说法。从此这三字就成为官员的基本要求。 “天理人情国法”的匾额往往挂在大堂和二堂之类涉及到司法审判功能的建筑里，这三项是州县长官主持审判时必须参考的三项要素。天理指传统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原则，也可以指被当时社会所认识的一些自然规律。人情指人之常情，既可以是绅士标榜的“忠恕之道”，也可以是指被绅士所倡导的社会舆论，有时也可包括一地的风土人情。国法当然就是指朝廷的正式法律。 穿堂以及内衙往往是长官审案后休息的地方，援引《论语·为政》“退而省其私”的说法，明清州县官往往喜欢将穿堂或内衙名为“退省堂”、“退思堂”、“退公再思堂”、“退堂”、“省观堂”、“慎思堂”等等名目。《诗·国风·召南》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的诗句，指处理政事后雍容自得之貌，于是不少州县衙门的后堂、内衙命名为“委蛇堂”。 二堂、三堂也是处理政务的场所，其名称也很有讲究。《尚书·皋陶谟》有“同寅协恭，和衷哉”，表明同僚的团结合作，于是衙门的二堂往往被名为“协恭堂”。《荀子·王制》说:“中和者，听之绳也。”强调处理政事要中正和平，历代的官员也常常以此标榜，把二堂定名为“中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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