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原东北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是以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所藏历代书画珍品更是蜚声中外。由末代皇帝溥仪从紫禁城运出的古代书画名品百余件辗转入藏辽博，是辽博书画收藏的重要特色。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设于三楼展厅的“中国古代绘画展”展出的是根据馆藏绘画的特点而专门择选的一系列绘画精品。这其中既有晋唐宋元绘画的稀世珍品，也有明清各画派代表画家的经典佳作，可以概括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卷轴绘画艺术发展的大致脉络。展览力图通过各代的绘画佳作来传递“绘画史”的观念，按照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主题贯穿于卷轴绘画发展的时代主线之中。以经典作品代表性地展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和各代画派名家典型的个人风格，介绍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和艺术特色。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宋摹本）26cm×646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的时代。晋代绘画沿袭“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用，许多绘画创作直接取材于文学作品，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古代卷轴绘画的传世作品中，晋代画作已经看不到可靠的真迹。辽博收藏的这卷《洛神赋图》虽然是宋代摹本，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绘画的面貌，反映了六朝祖本的章法布局，也显现出“晋尚故实”的时代风格。画作根据三国曹植的文学名篇《洛神赋》为依托而创作。采用图文结合的连续式布局章法，如喜剧情节般地描写了曹植在返回封地的途中，于洛水边与美丽的洛神相遇，互传情愫后却又因人神隔界，不得已而分离的故事。《洛神赋图》是一件将古代文学艺术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的经典绘画作品。
在传世的多幅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中，辽博本是唯一画卷中书写有《洛神赋》赋文的，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与现藏在英国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形制相同，与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中图文并置的形式也接近，说明这种绘画形式在魏晋时期就已经比较普遍。辽博本《洛神赋图》卷中的赋文书法为楷书，其书法风格与辽博收藏的传世最早的楷书即东晋楷书《曹娥诔辞》多有共通之处。辽博本《洛神赋图》卷在书法风格及绘画的样式两方面都具有晋代书画的特征，所以说它是传世诸摹本中最为接近祖本的重要画迹。
唐代是人物画发展的高峰时期，辽博收藏的《簪花仕女图》便是屈指可数的几件唐代传世名迹之一。画面以工笔重彩的画法描绘了五位贵族仕女及一位执扇侍女，仕女体态丰腴，面容饱满精致，她们身着束胸曳地长裙，外披轻纱，服饰华贵明丽，尽显雍容气度。体态、妆容、发饰、服饰和穿插于画面其间的白鹤、猧狗、辛夷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贵族仕女的生活面貌。
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考证及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大多数研究者根据画面的笔法特征均认同此作品为创作本，而非摹本。另外就是《簪花仕女图》与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所作的《高逸图》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画面中仕女的造型样式从盛唐后期一直延续至五代前期，发髻、服饰也是晚唐、五代时期的流行样式，画面中出现的长柄团扇及拂尘样式均为唐代形制。包括沈从文先生指出其中一仕女所配带项圈为后代添绘上去的，其样式也被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唐代银制项圈所证明唐代有类似的形制。此画1972 年在故宫博物院重新装裱，发现画面系由多幅绢拼接而成为现在的布局面貌，此前或为屏风画的几个部分，而后从屏风中拆下连为横卷的，屏风画在唐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绘画形式。综合来说，《簪花仕女图》的绘画技法、人物造型和所表现出来人物气质的时代风格，以及服饰器具的形制和特征均与记载唐代的文献及考古实物相印证，并主要集中于晚唐时期。所以《簪花仕女图》虽然不是中唐周昉的作品，但其画风与周昉息息相关，应是周昉传派画家在晚唐时期的画作。
元 王蒙 太白山图 28cm×238.2cm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五代是中国山水画逐渐成熟的时期，山水画理论也逐渐完善，南唐画家董源便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画家，也是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宗”鼻祖画家之一。宋代米芾评价董源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树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辽博收藏的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描绘了江南地区的山峦起伏、云雾迷蒙、汀渚水岸、疏林苇芦、扁舟渔浦、江口待渡等江南山水景色。画面章法布局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远山层次丰富，与近处的坡岸杂树对比鲜明。整幅画卷的笔墨温润平滑，层层生发，笔笔自然，线型的披麻皴与点状的皴笔结体紧密，与山丘的体势相合，营造出温润舒缓的江南山水物象。近景中杂树的笔法清劲，勾点自然，朴茂天成。林间坡地上的水墨晕染通透灵动，如有光影在林木间斑驳跳动，营造出清新明净的林间景致。其间的人物体量虽小，但勾勒得生动有神，如林中的挑担者似言语叮嘱着前面的小童，舟中的几位士人似正高谈阔论，等等，都以精巧简洁的笔墨勾勒渲染出人物情境。《夏景山口待渡图》其温润自然的笔墨风格与画史中董源“平淡天真，一片江南”的绘画面貌两相印证，可谓是董源的传世佳作。
五代 董源 夏景山口待渡图 49.8cm×329.4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代绘画在前代基础之上更加成熟，皇家设置画院，绘画艺术发达，在宋徽宗时代更是达到鼎盛，赵佶作为皇帝不但自己痴迷于书画艺术而且引领宋代绘画艺术走向高峰。展览中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北宋政和二年，都城汴京云气飘浮，群鹤飞鸣，宋徽宗亲睹此情此景，认为祥云仙禽是国运兴盛的瑞兆，欣然命笔将目睹的瑞景绘于绢素之上，并题诗以纪实。在《瑞鹤图》的落款处，赵佶以瘦金体楷书“御制御画并书”，加之“天下一人”的花押及“御书”朱红玺印，都真实直接的说明此件作品的绘画、书法及诗文都是赵佶亲笔所作。这件《瑞鹤图》就是赵佶绘画艺术独具一格的代表作品，在章法布局上也有所开创。画面以界画的方式将体量比较庞大的殿宇屋顶精准的描绘在画面中间的位置，其结构精致、结实，屋脊的线条也工细不苟。这种重复而规整的线条与漫漶变化的祥云形成了巧妙的对比，使端凝恢宏的建筑与灵动缥缈的云气组合出和谐的画面。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法刻画出白鹤极富动感的各种姿态，空中盘旋的众多白鹤与下面的殿顶也在画面中形成了点与面的对比组合，使白鹤在端凝的殿宇对比之下更显灵动飘逸。画面中天空的颜色格外迷人，这种美妙的天空颜色不光有画家在绘制时将颜料与晕染技巧运用的独具匠心，也加之了千年的历史沧桑，积淀而成现在这样迷人的颜色。
展览还选择了具有典型宋代白描人物画风的作品《白莲社图》，画卷描绘了东晋慧远法师于庐山东林寺白莲结社的故事，全图利用树石泉桥等景物将画面分割成多个段落，人物神形毕肖，线条流畅飘逸又不失刚劲。山水画选展了刘松年《秋窗读易图》，是一开南宋“边角山水”绘画风格的册页。《山弈候约图》和《竹雀双兔图》两卷图轴，1974 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叶茂台第七号辽墓，两件画轴原对挂在棺床小帐内东西二壁的南端，出土时已经脱裱落于木板上，但保存完好，后经故宫的书画修复专家整修复原。图中虽无作者款印，因出土的墓葬为辽代早期，即北宋太宗时期，画作的时代下限可靠，为研究五代、北宋早期、辽代的山水画、花鸟画及中原绘画的发展与影响提供了极为可信的第一手资料。金代画家杨微的《二骏图》表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彪悍的牧放情境，是研究金代绘画不可或缺的代表作品。
元代是文人画占据画坛的主流，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绘画贵有古意”，以此寄托对先朝的怀念。赵孟頫的《红衣西域僧图》就是其绘画“复古”思想的体现之作，其画风追摹唐人，朴拙大气。元代绘画在创作上以山水及梅竹题材盛行，表现隐逸遁世的态度。他们强调文人士大夫主观意识的抒发，精于笔墨意趣的发挥，李士行《竹石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是元代山水画笔墨技法最为丰富多变的画家，他的《太白山图》描绘浙江鄞县太白山天童寺及寺前松林等景物。画面中苍松丹槲，枝繁叶茂，溪流拱桥，曲径通幽，寺宇宏伟，林荫夹径。全图笔墨繁密、苍浑，解索皴的线条短促屈曲，朱砂及花青的点染营造出秋高气爽的景致。其细密繁复的点线及明快的色彩形成了密而不塞、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既不失宋人丘壑，又有元人笔墨，在其传世的作品中独具一格。
明 唐寅 悟阳子养性图 29.5cm×103.5cm 纸本水墨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 戴进 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 局部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明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画风迭变、画派繁兴的时代。明代初期，以职业画家为主的“浙派”为皇家欣赏和推崇。戴进作为浙派绘画的创始人，他的《达摩至慧能六代祖师图》是将人物融于山水绘画中的成功范例，反映出“浙派”绘画的风格面貌。卷中的山水笔墨顿挫曲折，笔断意连，寓有凝重迟涩之意，皴染苍润深厚，层次丰富，运笔精熟自如，无刻板雕琢之气，显现出浙派笔墨的典型特征。明代中期，江南地区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发扬宋元文人画传统，逐渐成为画坛主流，“明四家”的精品佳作也是展览中的一大亮点。其中文徵明《兰亭雅集图》与卷前祝允明书兰亭序和唐寅《悟阳子养性图》与卷后文徵明书悟阳子诗叙都是书画合璧的佳作。《悟阳子养性图》是典型的“别号图”，其画情境雅致悠远，草堂树石勾皴点染浑然天成，笔墨灵动俊逸，人物姿态闲雅，神情怡然。别号“悟阳子”之人本姓顾，辞官返乡后远离尘嚣，养心息气，解悟超脱，此事备受时人歌咏，唐寅此画与文徵明叙文均为此而作，珠联璧合。有“青藤白阳”之称的徐渭、陈淳，其写意花鸟画不拘成法，彰显强烈的个人情感，极具特色。明代后期，董其昌倡导文人画，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重大影响。以陈洪绶为代表的人物画创作，其《斗草图》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格调高古，独具一格。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 局部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清代绘画延续了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风靡，山水画繁兴，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清代初期，“四王”以摹古为宗旨，得到皇家的认可，居画坛正统地位，展览中“四王”各有一件精品展示。“四僧”“金陵画派”等为代表的遗民画家寄情山水，借物抒怀，艺术创作上独辟蹊径，其作品也选择性的各有展示。清代中期，宫廷画家徐扬所作的《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描绘的是清代乾隆时期苏州古城内外的繁华景象。图中市肆工坊、舟船车轿、田耕牧放、买卖交通、婚寿宴饮、舞榭歌台、官衙考场、士民生活皆有细致精微的表现，共计绘制4800 余人，2100 余栋房屋，300 余艘舟船，再现了二百四十多年前苏州城市的人物场景，创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也体现了画家精湛的写实技艺，可谓乾隆时期苏州的地方“图志”，不论从绘画艺术方面还是史料价值上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是古代社会风俗画的经典作品。江南地区以“扬州画派”为代表的画家群体通过或淋漓奔放、或狂狷古拙的笔墨抒发内心情感，彰显自身个性。清末，随着近代商业城市的成长，众多画家云集上海，形成以任颐、赵之谦、吴昌硕等为代表的“海上画派”，其作品适应城市生活的审美情趣，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
清 赵之谦 牡丹图 126cm×63.5cm 纸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国绘画是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追求笔墨韵味和抒情写意的审美意趣，并与中国的诗、书、印相互交融影响。此次展览的39 件套绘画珍品，时间跨越千余年，从这些不同题材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绘画艺术在绘画技巧等方面的变迁和不同时代风格、个人风格演进的途程，希望观众在欣赏和品味这些经典画作的同时，感受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