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监总管小德张（张兰德）回到故乡天津静海时，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沸腾了。
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也是31岁的小德张自宫后进宫当太监的第十六年，风光返乡的小德张不仅在村里请戏班唱了三天大戏，并且还邀请全村人一起吃肉馅包子，对于深陷贫困的乡亲们来说，小德张简直就是太监里的神话和“成功楷模”。
有鉴于小德张的“成功榜样”，在狠心犹豫几年后，1911年底，天津贫民孙怀宝最终决定，要亲自给10岁的儿子孙耀庭“净身”，让他争取进宫当太监“光耀门庭”去。
后来，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起自己被“净身”的不堪往事时说，由于出不起十几两银子请专业的刀手，为此，他的父亲孙怀宝用自己用来剃头刮脸的剃刀亲自动手，两个舅舅则负责按住他的手脚，一刀下去，10岁的男孩孙耀庭，从此永别了自己的“宝贝”和男儿身。
但就在“净身”后等待康复的几个月里，武昌起义爆发，再后来，有一天父亲孙怀宝进门后开始嚎啕大哭起来说：
“缺了大德了，皇帝下台了。”
尽管早自商代、周朝时，太监就已开始出现，但在隋代以前，中华帝国皇宫中的太监，大多是战俘或罪人和罪人的家属，唐代以后，由官员进贡和高丽（朝鲜）、安南（越南）等外藩进贡的阉人日多，而唐宋以后，来自民间自愿或被迫阉割的太监才开始日益增多。
明清时期，由于家庭贫困生活没有着落，或是出于逃避赋役考虑，许多家庭开始对幼男私下实行阉割，然后等待机会送入宫中以求富贵，对此，明代的《菽园杂记》就写道：
“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
由于明朝时期宦官专权，这就使得民间看到了榜样，《万历野获编》就记载道：万历皇帝时期，“宦官宠盛，愚民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禁之不能止”，甚至有“为人父者，忍于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
万历皇帝时期，当时光是北京城周边，就有几万人在自宫后，仍然无法进入皇宫当太监，因此只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进宫，由于付不起高昂的手术费请专业的阉割刀手，因此许多贫困家庭甚至直接由父母亲自给孩子“净身”，为了禁止这种私刑，明清两代对于私自宫刑一直给予重判，明朝弘治六年（1493年），军人马英的妻子罗氏，就将自己的儿子马五私自阉割、希望他能入宫效力，事情被发觉后，罗氏作为下手之人，被暴怒的明孝宗亲自下令处斩。
但贫困的力量是可怕的。
到了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直隶安肃县民人王二格由于家贫，将自己年仅11岁的儿子王成私自净身，事发后父子两人被捕收监，王成作为受害者更是被判死刑，在县牢里关押了一年，案情经乾隆皇帝亲自提审后，最终乾隆下令释放王二格父子，并将王成安排到热河行宫当差，考虑到民情复杂，乾隆下旨取消了自宫要判处斩刑的刑律，从此，因为贫困自宫净身，在清代开始合法化。
与孙耀庭类似，末代太监马德清也是被自己的父亲残酷地施行了宫刑：
“我九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我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来的苦寒人，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可是最伤心的事，自己总是不愿意想的。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
作为末代太监，晚清时期的太监们，注定是悲剧的。
与明代宦官的专权不同，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清代自从建国初期，就对宦官干政进行了严厉控制，顺治皇帝福临甚至亲自在清宫中竖立铁牌，警告后世子孙，太监宦官们凡有涉及“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接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顺治还特地注明“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在满清皇帝的严肃干预约束下，有清一代，虽然有不少宦官受到宠幸，但是并未出现像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干政情况，到了晚清时期，当时清廷内务府中，针对太监的行为规范达到了50多条，太监们一旦触犯规范，轻则发配、杖责，重则处死，由于在清代当太监不像在明代一般吃香，因此有清一代，清廷中的太监始终处于缺额的状态，像明朝中后期一样，动辄几万人自宫争夺一两千个太监名额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
当时，清代的太监来源，主要有自动投充、礼部咨送、太监引荐、太监牙行引进等方式。由于清代对太监管束很严厉，这就使得太监不仅有被惩罚出宫的，还有自残以求出宫，甚至冒死逃亡的，有的太监甚至逃亡高达六七次，或者自杀。因此，清宫中太监一直缺额。乾隆年间，清廷规定太监名额为3300人，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宫中太监只有2605人，缺额695人。
由于投充者并不踊跃，加上地方官害怕推举的太监出事后要承担责任，往往不肯给投充者具结，因此清宫中的太监来源日益枯竭，以致皇宫和各个王府家中要用“重价寻觅”太监。
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将紫禁城中的太监定额改为2500人，但实际上太监仍然一直缺额。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中只有太监1693人，缺额700多人，此后清廷中的太监人数虽然略有回升，但也只有2000人左右，始终无法达到满额数量。
由于在清宫中当太监地位低下、生活贫苦，因此嘉庆十八年（1813年），紫禁城中的太监甚至作为内应配合打开宫门，以致200多名天理教徒直接攻入了紫禁城中，试图斩杀嘉庆皇帝，史称“癸酉之变”。
尽管清代的太监已不如明代吃香，但因为贫困被迫自宫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就在孙耀庭被父亲强行阉割前九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已经考上秀才功名、娶妻生子的信修明，因为无力养活母亲、妻儿和弟妹，也被迫自宫当了太监。
到了清朝末年，清廷不再补充太监，新进去的太监叫做“效力”，得有太监死了，改姓他的姓，顶他的缺才能成为太监。这样的顶缺进宫，往往得花钱或者找门道。如小德张就是净身后，从县衙门领了50两银子做路费，然后进了北京，托人买了一个死去的老太监（名叫德子）的宫号，才因此得以顶替入宫的。
回忆这些往事时，信修明写道：
“我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由慎刑司冒名张献喜，头顶着刑事，进入了皇宫，酸心哉！……谁想得到我这样无出息，改了姓名当太监，惭愧无比，徒呼天一声，在暗地里掉泪而已。”
秀才信修明自宫当太监时，已经23岁了，由于清廷严禁太监读书识字，因此像他这样有文化的太监立马鹤立鸡群，很快就博得了慈禧等人的赏识，但是回忆起清宫生活，信修明仍然胆战心惊：
“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太监）、回事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宝贝。”
当时，慈禧在吃饭的时候，一旦她说菜咸了、淡了，或者菜色烙烤大小不匀的话，则御膳房的首领太监、回事太监、效力厨师等大大小小全部都要挨打，经常是慈禧一边吃饭，一边太监们被打得死命求饶，而慈禧则在一边跟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吃饭，一直到她吃完饭，暴打才告结束。
当时，慈禧跟前的御前首领太监姚兰荣有一次穿的袍子不利索，立马就被慈禧下令抽嘴巴，等到下次姚兰荣用好料做了件新袍子穿上，慈禧又当面臭骂他说：“你瞧这个胚子，还穿这么好的衣服，来人呀，给他豁了。”然后当场命人用剪刀将姚兰荣的袍子从头剪到脚。
由于慈禧喜欢用酷刑维持宫中的秩序，因此慈禧身边被他打死的太监实在不少，有一次，一个太监奉命和慈禧下棋，在棋局中无意中说了一句“奴才杀老佛爷的一匹马”，慈禧立马勃然大怒，下令将这位太监拖出去活活打死。
为了不被打死，那些买不起“象皮”当“宝贝”防身的太监们，就都私底下做了两块各一尺长、五寸宽的牛皮，在当差的时候偷偷绑在大腿上，俗称“护身佛”，以防止被慈禧下令杖打，对此连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小德张也曾后怕的回忆说：宫中行刑的竹子，是“多年浸饱了血的。”
实际上，清宫的太监们不仅是要受主子们的责打，而且还要受上级太监和老太监们的欺负。
由于清宫中太监实行师徒制，因此小太监们经常会被作为师父的老太监责打，有时候老太监们受了怨气，就经常殴打小太监出气，即使是后来人前显贵的小德张也回忆说，他刚进宫的时候，偷偷把被师父扇耳光、打竹竿子的次数记录下来，一年竟有两千余次之多，几乎每天都要多次挨打。
尽管在民间生活艰辛，期待着进入清宫后能飞黄腾达，但实际上，大多数底层太监生活并不如意。
当时，太监们的生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大总管太监为例，其每月饭银有100两，每顿菜有四十品和两个汤；而最底层的太监们则是每月只有2两银子，并且吃大锅饭菜。而有的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甚至有单人厨房，以小德张为例，小德张混上去以后，就和隆裕太后一样，每顿都有饭菜四十品，并且还有专门的20个太监服侍。
在这种层层的压迫之下，太监们作为人的尊严被摧毁殆尽，清宫老太监赵荣升对此回忆说，宫里有种种规矩，就是培养奴才，让奴才们“别把自己当人看。”
以光绪朝（1875-1908年）为例，当时紫禁城中大概有1900多名太监，但总管太监只有16人，不到百分之一。为了混成太监中的人上人，底层太监们也用尽了浑身解数。
《清稗类钞》就有记载，有一次慈禧生病，光绪在一边伺候，慈禧就说“我病恐怕好不了，俗语常说人肉煎汤吃了便好。”慈禧说完就盯着光绪看他有什么表示，但光绪不吭声，没想到在一旁的李莲英听完后，转身回去就割下了一块大腿肉给慈禧熬汤喝，慈禧后来多次叹息说，还是莲英爱我啊。
由于“行走勤慎，为人诚实”，因此，李莲英年仅18岁时就被破格提升为首领太监，后来又被慈禧提升为大总管，赏加二品顶戴，成为清代太监中的第一人，但李莲英深知“天恩越大，性命越危险”，因此经常只穿着三品的冠服。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莲英奉慈禧之命，陪同光绪皇帝的生父、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前往巡视北洋海军，鉴于清朝严禁宦官干政，因此尽管有慈禧的懿旨，但李莲英仍然故意低调，以二品的身份，故意只戴了一个七品官帽随同奕譞出行。
由于大受慈禧宠爱，因此李莲英40岁生日时，慈禧还按照各位总督巡抚的例子，下令给他制皮袍，亲笔题写“福”、“寿”字赐给他。慈禧甚至还喜欢跟李莲英在颐和园一起化妆合影，慈禧扮观音，李莲英就扮成韦陀。李莲英生病时，慈禧不仅命令御医前去诊治，甚至还亲自给他尝药。
即使如此，李莲英也免不了时时受罚，光绪六年（1880年），李莲英就曾因做错了差务被摘去顶戴，并罚月银六个月；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莲英又因属下太监失误、被罚月银六个月，尽管这些处罚大多只是一时，但即使是权势炙手可热，李莲英心中也时常缺乏安全感，因此经常感慨“今日有权今日贵，明日无权阶下囚”。
而就在李莲英之前，掌案太监安德海（1844—1869年）骄横跋扈、仗着慈禧的威权甚至敢于顶撞同治皇帝，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借口要到江南置办龙袍出宫游玩、趁机敛财，而被同治皇帝密令山东巡抚丁宝桢直接处死，鉴于自己的前任安德海之死，以及慈禧和帝王的权术，李莲英一生一直谨慎小心，因此深得慈禧喜爱。
但尽管如此，7岁时就净身，8岁就入宫、深谙宫廷险恶的李莲英，有时还是会对身边的徒弟说：“主人（慈禧）是个老虎，我受恩深重，不可一刻失慎。天恩愈大，性命愈险，吾人不可不慎。”在私底下，他还常对手下的太监们说：“你们别看老佛爷待我这大天恩，我拿她当老虎看。”
而由于长期身处皇宫，这种单调无聊又精神紧张、压抑的生活，也使得太监们不得不寻求一种外在的精神补偿，也因此，太监们普遍对美食、赌博、养小动物等形成了一种特殊心态。
由于对自己被阉割始终耿耿于怀，以明朝万历皇帝时期的宠幸太监、福建税监高寀为例，高寀由于听信方士说“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因此命人到处残杀幼童，取食儿童的脑髓进食，以致他所在的福建税署池中白骨累累，而高寀却由于被万历皇帝宠幸免去一死。
清朝时，百无聊赖的太监们为了打发日子，经常喜欢在皇宫中聚集赌博，即使到了民国初年，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大总管太监阮进寿，还因为赌博后欠钱不还，而与二总管太监陆某发生口角，以致互相揭发开设赌局，而被双双革职踢出紫禁城。
而由于生活贫困、以秀才身份自宫进入紫禁城做太监的信修明，也喜欢在宫中养狗，对此信修明说：“其中意味甚多，每日供奉差事于上，提心吊胆，整年整月，不定何时才能出宫洒脱一次，人生亦苦之已极。自己养一犬，下来时先逗逗小犬，说些犬话，一切苦恼皆消释无有。”晚清太监张修德等人则回忆说：“下层太监，讲活计，倒也没有什么过重的，只是行动处处受限制，同坐牢差不多。服侍上边，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顶头太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是人做的也得做，一切要看别人的喜怒行事。一旦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也许根本没有做错，只是顶头主子或太监讨厌你，就得听凭人家打骂。有的时候还得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在这‘帝王之家’过久了，我们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地变坏了。怎样过好寄生生活成了我们的中心思想，把依靠别人过日子当作天经地义。身体毁了，精神也毁了。
在这种寂寞空虚、整日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太监们也开始寻求感情的安慰。
早在秦汉时期，太监们普遍就有自己的家室，《史记》就记载秦朝宦官赵高有养女，他的女婿是咸阳令阎乐。北魏、唐朝时，宦官娶妻最为普遍，唐朝时著名太监高力士就曾经娶了位绝色女子、京师小吏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吕玄晤也因此官“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
到了明代时，明朝太监开始流行起跟宫女一起结伴过日子，俗称“对食”，例如魏忠贤的“对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奶妈客氏。客氏当时先是与魏忠贤的好兄弟、太监魏朝“对食”，后来又勾搭上了魏忠贤，以致魏忠贤和魏朝两人半夜在紫禁城中大打出手，甚至惊醒了天启皇帝。
到了清代，尽管清代管辖太监严格，但是清代也允许太监过家庭生活，乾隆十六年（1751年），紫禁城中的太监赵国宝就与宫女五妞相好，两人一起“对食”过日子，没想到两人后来发生口角，赵国宝就虐待五妞，以致五妞自杀未遂。根据清廷对在皇宫中自杀处分的规定，此后五妞被发配到锦州配壮丁为妻，赵国宝则被发配到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尽管清廷起初严禁太监与宫女“对食”，但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道光皇帝宠幸太监，不仅容许他们各种“非分之情”，而且还出面替太监们娶老婆“复为娶妇，使居南府中”，有了道光皇帝撑腰后，太监们开始自己娶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