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泽被后世
隋炀帝的罪状之一就是修建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他征发河北民夫一百余万，用了数年时间，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贯通，南北航路自此连为一体。大运河自修成后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两域最重要的水上运输要道，日运财货百万，惠及两岸千年，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着重要的航运价值。
大运河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同长城一样，都堪称是华夏百姓靠人工构筑的奇迹，对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华夏文明来说，其意义远比长城更为重大。从宏观上看，大运河将黄河流域这个政治中心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连接起来，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江南、江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令两个流域的文明逐渐融为一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融合，大大增强了华夏内部的凝聚力，在巩固并加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意识方面居功至伟。
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举动虽然给当时的河北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徭役，但利在千功万代，论起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后人少有能与之比肩者，可谓弊留当代，功在千秋。运河修好后，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还有效地分流了黄河水患，直到宋代发大水时，这条千里隋堤还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唐人皮日休曾寄宿汴水河畔，见运河之上船只往来络绎不绝，货船游船如织，天下繁荣兴盛与此河密不可分，便做了一首《汴河怀古》，以评述大运河开凿之功过。此诗一成，天下传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不仅盛赞大运河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更将隋炀帝大修运河的历史功绩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评价可谓极高。而所谓的“水殿龙舟事”，是指皮日休认为隋炀帝修大运河并非为了百姓安乐，而主要是希望乘龙舟去江南享乐，这却是皮日休在唐廷舆论的误导下产生的错谬见解了。
2、丹心一片
隋炀帝力主开凿大运河，真正的动机有三点，都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而绝非为了自己享乐。然而由于李唐王朝十分成功地对他进行了丑化，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偏颇误导，当今大多数人根本不清楚大运河对后世中国的繁荣稳定有着何等深远的意义，也不知道这项工程给华夏大地上历代千万百姓带来了1400多年的好处，更对杨广排除万难，不顾各方阻力坚持去修大运河的伟大魄力和长远眼光视而不见，反倒把大运河视为劳民伤财的暴君工程，认为杨广根本就不该推行，这无疑是非常不客观公正的一种认知。其实在之前的各个朝代，大骂隋炀帝者都不乏其人，很多大运河的受惠者非但对隋炀帝没有丝毫感激敬佩之心，还把他建大运河的初衷曲解为巡游享乐，文人墨客们一边泛舟运河，赏景吟诗，一边在享受大运河之便的同时，高声詈骂隋炀帝这个建造者倒行逆施、不恤百姓，其“端碗吃饭，放碗骂娘”的无耻做派实在令人齿冷。
隋炀帝在初登帝位后雄心勃勃，颇想成就一番事业，除了开疆扩土之外，对内更希望长治久安。在他看来，中国在之前已经历了太久的南北分裂，人心已散，国家的归属感不强，只有将南、北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防止日后再行分裂，令华夏大地再次陷入内乱之中，给北方外族入主中原造成机会，再次上演“五胡乱华”时百姓民不聊生的惨剧。而在杨广看来，修建大运河正是融汇南北最有效的方法。事实也证明，隋炀帝的眼光非常准确，在几大水系串通后，极大地增进了江南和江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更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中原文化被带到更北方和南方的同时，也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和南方的水乡文化引入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后来甚至还惠及到国际交流。除了迅速破除了南、北百姓心中的隔阂外，大运河还大大提高了运送军队和补给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地区的能力，加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自大运河修成之后，北方的都城才能彻底将南方疆域纳入王朝的统治，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第二个动机是希望通过强化南北运输能力来提高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大幅改善民生和国力；同时还寄望于“以点带面”，带动运河沿岸的发展，这两点后来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向来是依河而兴，大运河出现后，直接导致了几十座沿河的城市拔地而起，直接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些大都市的出现。近千年来，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华夏后续的影响既深且远，这都是拜大运河所赐。北宋时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城内有数十万驻军、数百万户居民，每日所需的物资是个天文数字，这全靠汴河运输才能支撑。而汴河就是隋朝时开掘的通济渠，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运皆靠此一渠。
隋炀帝开凿运河，除了目光长远，欲建立泽被后世百姓的善业之外，还有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即要把江南的粮食大批运往北方，以便用来征伐辽东大国高句丽。高句丽是当时大隋东面第二强大的邻国，屡屡犯境烧杀抢掠，在隋朝打服了突厥，并成功让其分裂之后，高句丽就变成了隋朝的首要大患，彻底征伐高句丽也就成了隋唐年间中原帝王的必修课。早在开皇十八年，隋文帝杨坚就曾遣高颖率三十万大军东征，但因军粮不济，败于坚城之下，三十万将士埋骨荒野，归来者尚不到三千。有鉴于此，隋炀帝在立下征伐辽东的国策后，便将打通南北水运，保障军粮补给当成了必须实现的准备工作，南、北同时开工，耗时数年，终于将扬子江、淮河、黄河、滹沱河、桑干水等天下大河连为一体，彻底解决了“南粮北送”这一难题。
隋炀帝推行大运河工程主要有三个动机，这三点最终都实现了，大运河也确实泽被后世，造福万民，但为华夏百姓立下盖世奇功的杨广却最终身败名裂，被后人唾骂千载，这未免令人感到颇为心寒。在如今的办公室文化中，一向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无错”，尸位素餐混日子者逍遥自在，毫无风险；做实事者反倒常因百密一疏，做事未达完美而被众多无所事事的闲人痛斥指责，甚至最后因之丢官受责，这无疑与过去达成了一种古今怪诞文化的统一。
当然，除了希望能让大隋变得国富民强外，杨广大修运河也未尝就没有半点私心。以他素来重视身后名的性格来看，很可能也希望藉着大运河这个泽被后世的工程在史书上留下千古英名。
3、众口铄金
隋炀帝执政共十四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不同，在前一多半的时间里，他都堪称是一位勤于政事的君主。杨广很少呆在京都的皇宫之中，更不会把精力放在与妃嫔嬉戏之上，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在全国各地巡游视察之上。隋炀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便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的大帐；第四年又出长城，巡行塞外，直至五原；609年，他西行到张掖，接见了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615年又北巡长城，威慑北胡，足迹可谓踏遍了西北各处。
杨广四处巡行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希望沿途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好让自己能够了解国情，合理执政，不为手下臣属所蒙蔽。其中一些巡游还伴随了开疆扩土，扬大隋国威，强化国防，在政治和军事上威慑周边各种势力等目的。此时的杨广雄心勃勃，眼光长远，态度积极，处处表露出一种明君的气象。历数各朝君王，有几个皇帝肯为了国家的稳固发展而如此不辞劳苦？又有几个皇帝能在那个只有木轮车的年代，不畏艰辛地亲征到青海、蒙古、辽东等塞外苦寒之地呢？
然而在大唐建立之后，杨广四处巡行的勤政表现却被新朝刻意丑化，竟然将他的初衷歪曲成了性喜游乐，进而又变成了他劳民伤财，为了自己玩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铁证。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已经成了主流言论，令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诋毁的破绽非常明显。就以西巡张掖而言，主要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有着鲜明的开疆扩土、经营商贸的动机，又岂能偏颇地归结为游山玩水？而且西部大漠边关的环境恶劣，当时的交通又极其不变，根本就不是游乐的好地方，杨广不疯不傻，跑那儿游玩做什么？其实隋炀帝在历次巡游中历经了不少艰难和危险，曾在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的峡谷中遭遇暴风雪，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大都失散，杨广自己也吃尽了苦头，狼狈不堪。而615年北巡长城，则是因为之前征辽失败，所以希望藉此激励军队和百姓的士气，完全是一腔为国之心。此行艰难危险，最终杨广还被数十万突厥大军围在雁门，差点作了俘虏。可如今有些人居然说他这次巡游是为了去塞外游玩赏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皇帝会到危险的边界上游玩赏景呢？脑子进水了不成？显而易见，为了糟蹋杨广的名声，很多人已然连脸都不要了。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4、积毁销骨
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的大漠和寒冷的戈壁之中，他那时又何尝有过半点畏惧艰苦路途之心？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0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
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可在一些野史、评书中，甚至承继了唐初对杨广的诋毁，赤裸裸地对他进行污蔑，说他不顾江山和百姓死活大修运河，是因为梦见了江南的琼花，急着下江南去观赏；有的则说他贪淫好色，想去江南游乐选美；更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开动脑筋胡编乱造，所言荒诞不经，居然把修运河的原因归结为什么“搜括江南财富”、“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类，都是些毫无逻辑、毫无根据、毫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总而言之，竭力想将杨广塑造成一个自私狠毒，仅仅为了自己沿途的舒适和游乐的享受，就不惜劳民伤财，搞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的残暴君王。
其实这些谬论破绽鲜明，一看就是新王朝的胜利者在掌控了话语权后，对前朝皇帝的丑化。今人只要稍加思考便能明白，
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归结为去江南游乐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杨广仅仅是为了去江都赏琼花才建大运河，那只建通往江都那一段即可，又何必南北运河一同开挖，设立修建数条运河的规划呢？而且这种“游乐说”也并不符合杨广的性格，大运河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杨广又是一个如此虚荣好名，一心要做个名垂千古之英主的帝王，说他是为了能建功立业，名传后世才不顾百姓负担，坚持推行大运河工程，这还算符合这个人物的基本性格。说他是为了享乐而修运河，未免就把杨广的雄心和气度看得小了。
中国的历史评论向不客观，乾隆六下江南，其私游的成分比杨广要浓郁得多，却少有人诟病，而巡游动机主要是为国为民的隋炀帝却被骂得体无完肤。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无非就是因为杨广亡了国，而弘历的子孙却继续统治中国，操控话语权罢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当把持历史书写权的人想要诋毁丑化一个人时，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曾为国家和百姓做过何等贡献，都能轻易将其塑造成社会渣滓。哪怕这个人做过再多利国利民的事儿，都可以将其动机曲解为“主要是想满足个人私欲”。其实在大运河修成后，享受其便利和舒适者成千上万，杨广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既然有便利的途径，自然去江南时要顺便利用，难道隋炀帝只有放弃便利舒服的水路，放弃沿途的考察，自陆路去江南，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么？
其实除了考察运河两岸，顺便了解江南的风物民情之外，杨广巡游江南也未尝就没有半点游乐之心；但就算有，也不过是附带的因素。爱迪生也曾用过自己发明的电灯泡照明，难道我们也要将他搞这项发明的动机归结为自己照亮方便么？如今人们无限夸大游乐在杨广巡游江南动机中的比重，甚至将其归结为主要动机，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无疑是在试图以偏概全，歪曲历史。杨广的南巡固然规模盛大，劳民伤财，但这不过是他性格中贪慕虚荣、喜欢铺张、爱摆排场等因素发挥作用罢了，因此就妄然将他修建运河和巡游江南的动机从为国为民贬低为贪图个人享乐，进而将他的形象丑化为整日只思淫乱玩乐的人渣，未免也太不公正。而这种“成王”对“败寇”十分恶毒却又极其成功的造谣污蔑，更是令笔者不寒而栗。
5、为人作嫁
没有秦长城，就没有汉王朝的繁荣。汉王朝在秦长城的箳篱之下快速完成了农耕文明的升级，国力大幅增长，最后在漠北击败匈奴，为汉民族取得了在远东大陆的话语权，也扩展了汉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没有隋运河，就没有唐王朝的强盛。唐代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了炀帝所开的大运河，得以将江南的财富和粮食快速而低成本地向黄河流域输送，从而为还算不错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更使得唐王朝能够同时向远东大陆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同时派遣两个世界级的远征军团，进而靠军事胜利攫取了大量的国家利益。
可以说，正是这个让大隋劳民伤财的大运河工程为唐帝国在世界上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本是世间常事。可叹大唐这个“后人”却不知廉耻地把功劳一把揽过，对大隋这个“前人”的付出和铺垫视若不见，反倒一味去竭力夸大其不恤百姓的残暴，劳民伤财的狠毒，其用心实是可鄙到了极处。
十、难辞其咎
隋炀帝杨广一生固然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多重大贡献，曾一度展现出一代英主、千古明君之气象，但由于门阀体制的桎梏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到了治政的晚期，竟然走上了昏聩怠政的道路，令无数曾经钦佩景仰他的臣民大失所望。虽然大隋最终的崩塌是无数人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归罪于炀帝一人，但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大隋的亡国，以及百姓在战乱中的流离失所，尸骨遍地，杨广显然都难辞其咎，毫无疑问应该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十一、穷奢极侈
杨广为人喜欢摆谱，好面子，爱搞排场，是一个奢靡浪费，崇尚浮华，挥霍无度的帝王。大隋朝连续三次伐高句丽无果，已然丧尽了威信，但到了这种时刻他还不知道善待百姓，反而听信一些书生之言，大造宫室以示太平。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的观文殿刚刚落成，就又建了仪鸾殿，并紧跟着下旨修建南方行宫，计十六座，极尽奢华。建造显仁宫时，杨广遣人大力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又将被杨玄感放火烧毁的龙舟重新修葺，比原来的更加富丽堂皇。还在东都西郊修造西苑，方圆达二百里，耗资极其巨大。
当然，在历代君主中，如杨广般大建宫室者比比皆是，倒也并非杨广一人如此。杨广固然奢靡，但在帝王中也不过中等，仅仅指责他挥霍无度，却对其他奢侈浪费更甚的君王视若不见是不公正地。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也绝不是俭省之君，他大修宫殿，宫中多用金玉装饰，靡费颇大，私造宫殿的数量规模更是隋炀帝的数倍。不过李世民运气好，他抢到手的新帝国正朝气蓬勃，大建宫室时天下太平，所以并无逼反百姓之忧。而杨广在天下已乱后仍然不改奢靡，就不免失了审时度势之明。况且李世民试图营造纳谏惜民的形象，所以在谏官的进言下，对自己劳民伤财的行为时常有所收敛，所以总体看来，他一生的奢侈铺陈尚且要略逊于隋炀帝。
十二、不恤百姓
杨广生性贪慕虚荣，每当其它国家的人前来朝拜，他便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满足快感，所以在亲自远征打通丝绸之路后，他便急急邀请塞外诸胡到中原来游玩朝见。为了在周边国家、部族面前充门面，炫耀大隋的富足，他还命令西域商人所过郡县必须殷勤招待，沿途白吃白住，饭店酒肆不准收取分文，令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杨广于公元610年正月在洛阳大摆百戏，迎接前来朝贡的西域商人，奢侈的庆祝活动长达一月之久，耗资无数。为了向外族炫示豪富，杨广下令将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把彩帛缠在树上，结果西域人看后反而觉得不解：“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隋和西域商人的贸易原本应该是双方互利地，但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让西域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走时还给予很多的赏赐，用巨额国财换取自己大方仁厚的虚名，最终面子是赚足了，钱也赔老了。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式贸易，小国前来朝拜，藉此从中华得到大量的金珠赏赐和急需物资，而中原帝王则得到万国来朝的荣耀。
杨广的朝贡式贸易使国家耗费了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负担大增。在丝绸之路打通后，本应给百姓带来极大好处，可在短期内却反而给百姓带来了负担。隋文帝交到隋炀帝手中的大隋朝虽然号称富庶，但却只是国家储备富足，与文景时期藏富于民不同，富得并不扎实。即使在三征高句丽之前，隋朝百姓的贫富差距也很大，底层百姓的日子十分清苦，缺吃少穿，所以杨广这种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文治武功，慷百姓之慨的做法让人们心里都不舒服。
牺牲自家百姓的利益，去博取外人的几句称赞，这充分暴露出杨广不知爱惜百姓的特点。他是一位极富进取心的有为君主，却绝非一个体恤民间疾苦的帝王，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过失，也是促成隋末乱局的重要根源之一。正是因为杨广生具行事任性，不恤百姓的性格，才会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压根儿不管百姓们能否承受，而其他庙堂重臣高高在上，也不会在乎底层百姓的死活，所以隋廷征发、聚敛无度，最终逼反了不计其数的老实百姓。在三次征辽的过程中，隋炀帝先后征用了三百多万民夫，很多人活活累死病死在路边，全国大量地方出现男丁不足的现象，不得不靠妇女和老人来从事生产。一征高句丽失败后，他在国力尚未恢复前就发动第二、第三次征辽战争，逼反了无数百姓，一个能顾惜子民死活的帝王不会像杨广这么急躁。李世民征辽东一样是两次无功而返，李治即位后一时也无法灭掉高句丽，但李世民和李治比杨广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忍能等，硬攻拿不下就持久地袭扰，国内不靖就立刻在辽东罢兵，缓解百姓的压力，所以才能把对辽东的战争持续进行二十三年之久，最终灭掉高句丽，自己却不会如隋朝般被大规模征发拖垮。
十三、役民过重
杨广少年时雄姿英发，才华横溢，头脑精明，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进取心十分强烈的人。他十四岁时就已经担任大军统帅的重任，领兵北征突厥，令塞外诸胡近十年不敢南下牧马。十九岁时又率领数十万大军扫平南陈诸国，为大隋打下了大片疆土。那时的杨广光芒四射，让天下大部分贤才，无论世家子弟还是寒门才俊，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才能够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取代其兄杨勇，从杨坚手中接过大隋江山。
杨广心高志远，怀抱天下，在主观愿望上极欲成为一代圣君。他素来崇拜秦皇汉武，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帝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名垂千古的伟大功业。在杨广看来，不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留下千古之英名，就枉为帝王一场。
也正因有此远大的志向，杨广一直固执地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不辞劳苦东征西讨，还时常做出遗泽后世的壮举。在登基之后，杨广一度有所作为，开文馆，礼儒生，令长安、洛阳一带胡风尽去，文气复兴。又不拘一格选用良将，使得罗艺、麦铁杖这样出身寒微的人也能与世家子弟同列，一时麾下俊杰云集。然后杨广运筹帷幄，派遣将士击败突厥和吐谷浑，开疆扩土，又亲征打通丝绸之路，他也因此被周边各国尊为“天可汗”。可以说，杨广的前半生英明神武，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代雄主。
然而杨广自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兴兵讨伐不臣之国，征突厥，伐契丹，讨高昌，攻高句丽……一系列的战争虽然成功地开疆拓土，令四夷宾服，却也把国力挥霍到了极限，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在沉重的兵役负担下，他又同时修建大运河，进一步增加了百姓负担。而真正致命的还是在这些基础上的三次征辽，每次强行征发数百万人，把大隋拖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民间怨声载道，百姓不堪兵役之苦，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而纷纷造反，一时盗匪蜂起，天下大乱。隋炀帝的过失就在于他志向过于高远，太想建立伟业，证明自己了，于是试图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做出许多成就，而这些大工程本该由几代人来缓缓实现才稳妥，百姓才好承受。杨广的急切之心和他不体恤百姓的性格结合起来，便造成了征伐无度，操之过急，役民过重，这也是隋末乱局出现如此之早，爆发如此汹涌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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