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 Network创始人范博士论文选篇之一：“异化”是畸形社会的产物》
范博士，中文名范成雕，英文名Chengdiao Fan，简称@cfan，是Pi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和产品负责人。他拥有斯坦福大学计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cfan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专注于人机交互和社会计算领域，旨在探索如何利用科技对人类行为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他曾经创办了一家初创公司，该公司建立了一个通过众包来扩展对话的电子邮件生产平台。范博士希望建立一个包容的经济体系，让全球公民能够释放和获取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和世界创造价值。
2017年2月，范博士与Nicolas Kokkalis、Thomas Breier、Michael S. Bernstein等人合作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题目为《Founder Center: Enabling Access to Collective Social Capital》。同年，他又与Nicolas Kokkalis、Johannes Roith、Scott Klemmer等人共同发表了另一篇研究论文。范博士的研究工作同时隶属于帕洛阿尔托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相关论文的记录可以在斯坦福大学人机交互中心（hci.stanford.edu）查询到。
以下是对范博士毕业论文片段的摘录和润色：“异化”是畸形社会的产物 —— 评《变形记》范成雕（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1）
摘要：通过分析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本文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使人变得不像人，使人“异化”的根源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西方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并生活在极度冷漠和畸形的社会关系中，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总是为少数人所享有，而绝大多数的人的命运却被他们所不拥有的资本控制并决定着。畸形的社会产生出异化来是符合逻辑的。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社会当然畸形地发展，因而人所创造的物，如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外在力量同人对立，从而操纵着人，并最终把人变成非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异化”。
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关于“异化”主题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一个旅行推销员、西方社会的小人物格里高尔·萨姆沙在生活的重负下变成了一个大甲虫并被折磨而死亡的遭遇。通过主人公“异化”这一荒诞故事，揭露了当代社会中，人在重重压迫下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以致被“异化”的严酷现实，从而痛斥了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格里高尔之所以被从家庭关系中孤立出来，备受冷淡、折磨以至摧残而死，就是因为他成了一只甲虫后，失去了使用价值，失去了为全家提供生活保障的价值，损害了一家的私利。因此格里高尔就这样竟然死于自己全心爱着的亲人之手，而非死于其他客观原因和他人的迫害。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笼罩社会、家庭之上的各种伪装和粉饰在此得以淋漓尽致地揭露，使其露出血淋漓的现实本相。
为什么要用如此荒诞的手法来描写呢？如果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如果不是变成一只甲虫，而是发生了患了重病或者吃了白粉不可救药这些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那能引起人们的奇怪、重视吗？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和社会本质的揭露吗？你看，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要负担一家四口的生活，还要给父亲还债，设法送妹妹上学，不得不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什么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用变形这种特殊手法更便于充分有力地揭露矛盾，撕破一切假面，把问题暴露得淋漓尽致。生活中种种社会弊病，由于被粉饰着，人们往往习以为常，不易察觉。这种虚伪性是随着格里高尔的不幸的加重而逐层深入地揭露出来的。用变形这种特殊手法更便于强调，使问题显示特别尖锐突出，惊人动魄，发人深省。人的异化尽管在西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人们往往并不理解它，注意它。唯其如此荒诞，才特别引人注意，而不会漠然置之。
就格里高尔这个甲虫式的人而言，是超自然、超现实的人物，但就他所生活的环境而言，就他周围的社会关系而言，则又都是现实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格里高尔变形后，总是为家庭着急、分忧，充满着对亲人关怀、体贴之情，直至死前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并且愿意为自己的亲人而死。这同他父母和妹妹对他的态度截然相反。格里高尔形变而心未变，他的亲人们未变形却变了心。一是虫形而人心，一是人形而“虫”心。格里高尔变形后，而他的小职员的身份、性格尤其是他的爱心并未改变，这些荒诞正是为了强调在西方现代社会里普通人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的悲惨；这些对比正是给人们提示：这只能是西方那种畸形社会才会有的产物和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小说本身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并且对实际生活中普遍现象和根据和提炼。当然畸形现象的出现只能依赖于那种特有的社会环境。人物变形，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聊斋志异》、《西游记》中就写有大量的变形。但在这些古典文学中，所谓变形之后的鬼神狐怪往往都是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是一种美好理想的寄托，是一种喜剧。而在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变形则不然，有其特定的忧愤深广的社会底蕴。格里高尔的变形是身不由己，突兀莫名的，是一种悲剧。在西方社会里，一般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谁也料不到有什么天灾哪天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变形唯其如此突然，如此不理理解，如此无法改变，从而更加表明这种突难之深重和难以抗拒。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饰品、物件而不像活人。”由于西方社会中，存在着大多数人生产的东西归少数人拥有的这种不公平现象，难免要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难免要造成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相当数量的小人物当然就是这种矛盾尖锐斗争中的牺牲品。在《变形记》中，作者虽然尖锐地反映了人的“异化”问题，但他只注重了“结果”，没有也不可能正面地展示这种异化的过程和所引起的真正原因——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他的世界观本身就是悲观厌世的，因而在创作上就只强调写“瞬间”的直觉。他只是对冷酷无情的社会感到厌恶，并看到了社会的荒谬和丑恶，但又认为无力加以改变。尽管如此，卡夫卡通过格里高尔“变异”的故事毕竟让我们如实地看到了“畸形变态”就是那个社会生活活生生的现实。人变成了一只甲虫，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切小人物和一切倒霉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孤独和悲哀的象征。从小说来看，格里高尔的“异化”只是一个个体现象，是一个偶然，然而从其社会本质来看，它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那种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本质所决定，必然要出现格里高尔的这种悲剧；由于“资本”统治着，必然要产生若干个“格里高尔”、若干个“偶然”。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必然和共性由若干个偶然和个性所构成——“异化”只能是那种畸形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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