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永之役是因为忽必烈早听说过关于“黄金国”日本的事（当时日本是产金国），当时他正在对南宋用兵，而高丽的抵抗组织“三别抄军”也使蒙古军很头痛。为了应对这些状况，同时也为了得到日本的黄金，他希望能够使日本臣服。于是于蒙古·至元3年8月（1266年·和历文永三年）派兵部侍郎里德（一说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等人带国书，在高丽向导带领下出使日本。但是使者到了巨济岛就因大风浪而返回，没能到达日本。次年6月，忽必烈再次派里德出使，严令高丽一定要把使臣送到日本。高丽国王派其朝臣潘阜代替蒙古使者传书。1268年1月，潘阜携国书到达大宰府。闰1月上旬，国书被送到镰仓幕府。当时年仅18岁，掌握幕府实权的北条时宗拒绝回复国书（当时的幕府执权是北条政村，于同年让位给时宗）。2月6日，幕府把国书传送京都，请后嵯峨上皇御览。朝廷经过连日的会议，最终得出了个“不回复”的结果。但是国难当头，朝廷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由于不掌握军队，他们也就只能不断的在京都各大寺庙进行“敌国降伏”的祈祷。
第二次弘安之役是因为文永之役后日本并未屈服，元军也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撤兵。于是元·至元12年（和历建治元年·1275年）2月，忽必烈再次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出使日本。4月15日到达日本，这次他们顺利到达了镰仓，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员斩首的命运。斩杀外交使节，这在当时是非常之事，即使在现在，也是严重违背国际规则的事情。当时，元朝已经吞并南宋，考虑到南宋一直和日本有各种比较密切的交往，在南宋降将范文虎的建议下，忽必烈再次派南宋人周福出使日本，当时杜世忠被杀的消息还没有传回。至元16年（和历弘安2年·1276年），周福等人在博多被杀。两个月后的8月，送杜世忠去日本的水手才回到高丽，带回了使者被杀的消息（可怜的周福，只差两个月）。至元17年（1280年），消息传到元大都，忽必烈震怒，大喊“立即攻打日本”。是年下半年，元朝征调军队（包括南宋降兵），成立征东行省（也称日本行省）主持征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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