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重视知识，提倡读书，改变了唐末和五代的重武轻文倾向。建立了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选拔文臣任要职。宋太祖一朝，九位宰相全为文官，其中六人科举出身。两宋主要大臣中的724位枢密使和枢密副使，文臣占659人。科举制度在公平、开放和实用上达致新高峰，不再只考诗赋、帖经、墨义，而以经义、经论、时务策为主。官俸大幅增加以求养廉。门第观念因而更形淡薄，使宋朝成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形成期。
在1148—1256年间，六成进士的家世背景显示：他们以上的三代从未被任命为官。科举考试和地方州县学校考选，已成为士大夫进入官场的必经之路。皇帝亦对大臣放权，将自己放在决策的第二线，由中书和门下（宋神宗后改设为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制定经济和税收政策，枢密院控制军队。皇帝只在政策交由六部推行前加以审核。当然，一如前朝，御史道对官员进行监察，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些文官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包括限制和约束皇帝权力的制度和章程，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新中央集权政体；职业军人不但丧失了以往的权力，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文官政治和儒学的复兴直接相关，其中司马光和朱熹的学说更具代表性。他们不但重申儒学的基本思想是治理国家的主要原则，使这些原则和理念支持了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而且个人在道德修养上重视通经致用，专注现实的实践，使儒学向新儒学即理学迈进。
宋代的城市化动力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农业税的改革，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它们亦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Roberts，1999）。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工、商及服务性的行业，促进了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个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工商业依赖王室和官僚的传统，由以制造和营销奢侈品为主，转向以大众消费品如食品、日用品等为主，引致工商业的扩张和普及。国内和对外贸易亦得益于全国已完备的5万千米水路网、新海船的设计，以及导航和航海工具如定向舵、指南针与新航帆的出现和推广。纸币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贸易因便利和风险降低而扩张。上述的技术和政策因素，配合社会上新儒学的实用和理性主义，促成了新的城市革命。
两宋的城市生活以及市民大众的文化和空间的习惯明显与前代不同，在狭义上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城市文明之中。在两宋的城市中，由商贸、制造业、娱乐和服务业所孕育出来的新城市文明，凌驾于传统的行政功能之上，为中国传统城市文明在性质、内容和空间格局上添加了新的内容。有了新发展的两宋城市文明自然地引致新的城乡关系。汉唐的行政型城市是对周边的农业地区具有服务机能的中地。在两宋的商业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分别变得明显：包括了不同的生活节奏、内涵、方式，以及不同的人的素质和追求。两宋城市亦相对较为独立：富有者不一定是农村地主，贫贱者亦多与农村土地脱离关系；而城市的繁华主要建基于国内外贸易，就算是工业生产，也不以地区市场为主要营销目标。由于这些独立性或与传统地域的脱离，在市民阶层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成为心理和实际的必要。以乡土、贸易、制造业行业组成的行会和同乡会成为当时城市的另一特色。同样，各宗教亦成为新城市文明的内涵之一。
开封是北宋首都，亦称“东京”，或“汴京”（960—1126年）。唐代时它被称为“汴州”，城墙于781年建成。它位于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接处（图9.2），是自隋唐以来南中国漕粮支援京师大兴和长安的战略要地。918年后，它成为五代的首都。后周将它扩充，建设了第二重城墙。第二重城新包括的土地面积，比旧城或内城大三倍。由于开封处于十里平川的黄河谷地平地，无险可守，因而需要建立多重强大的城墙以为防守之用。因此它拥有大高墙和深濠（图9.3），以抵御新的热兵器（火炮）和来自北方的铁骑。图9.3显示，城的平面近方形，总面积约32平方千米，是一个拥有三重城墙的大都城，中心为宫城。这一体制自北宋起被后代国都效法。宫城亦称“大内”，格局为前朝后寝，是天子办公和居住的禁地。皇城，亦即内城，约等于唐时汴州的范围，面积4.5平方千米。由宫城正南门开始的御街是皇城和全城的中轴线，两旁分列文、武官署，是全国的行政中枢。在皇城南部，按《考工记》“左祖右社”分设有宗庙和社稷坛。简言之，宫城和皇城基本承继了儒家规定的都城的布局和性质，以“奉天承运”“天人合一”和礼乐为原则，并以行政为主要功能。然而，开封的皇城内亦是商肆和娱乐场所林立。图9.3显示了医者街、御街、曲院街等主要商业，由奢侈品到日常用品集中的主要商业区（如珠宝、金银铺、杂货铺），以及6个瓦子和3个妓院区。皇城内汴河上的州桥一带（图9.3的注12）更是全市最大的夜市。黄河四条支流流过开封，其中汴河的商贸最为繁忙。河上的货运量占了首都水运量的九成，主要是米和盐，以供应王室、官府和军队的庞大需求。单米粮一项，每年运量便达300万—700万石。城内东南角的两条沿汴河大街是全城最繁忙的仓储和商业区，因为漕运是由此入京师的。《清明上河图》便是以沿汴河大街为实景绘成的，图9.4显示了它的局部城市景观。在唐时，汴州府城（即北宋内城）只设有两个封闭式的市场，至北宋中，它们已被开放式的商业街和商业区取代。后者多沿大道及河道两旁作线状分布，有时亦和居住区混在一起。为了便利税收，官府在城中重要商业中心设税局和商贸管理机构（图9.3的注6）。开封当时的商业税领先全国，主要是进城的商品税和仓储税两大类。1015年，开封的两税全年收入为40万串，1085年增至55万串。另外，官办工贸专营还雇有很多人，为政府提供另一财政来源。单是为王室和贵族制造奢侈品的工艺师便有八九千人，还有专门生产兵器的工匠3700人。私营的制造业多在廓城，也是十分繁盛。全城道路以宫城为核心，棋盘式地向外延伸。南门外的御道为主轴，宽300米，亦成为主要商业街。其他道路多是15—20米，比唐代窄。全城有六大娱乐区瓦子，分布在内城和廓城不同地段（图9.3）。商店和酒家、食肆遍布全城（除宫城外），以沿汴河和主干道最为集中。这些瓦子和商业街成为开封一大特色，也是中国国都和城市文明自北宋以来才有的新元素。开封也是北宋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据1102—1106年的记录，城南的太学有学生3600人，此外还有其他官学和私学，除了教授儒家经典外，还教授武术、医术、法律和数学等科。开封还具有国际化的宗教气氛，城中有各类宗教寺庙913座，道佛等宗教专业人士25000人。坊制自从被破坏后，以往的坊墙变为开放式的街道，不少住宅和商铺开向临街，同时多层式楼宇也出现了（图9.4）。楼宇高度和密度增加，并混合了工、商、住等三种功能，使得始自后周的城市灭火组织发展得更为完备。开封城的内城被划为14个消防区，外城则为8个，每450米的距离设置一个消防站。站内有瞭望楼、救火设备和消防员值班。全市共有3400个士兵充任消防员，全职防火和救火。取消旧坊制后，内城被分为十个城区，即厢，共辖121个分区（坊）。廓城分为四厢十五坊。在1021年时，宫城共住了35550户，皇城62200户，而廓城10万户。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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