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中日战争在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的直接代价包括签订《马关条约》和支付赎辽费。《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即正式承认各国资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因为列强均拥有“利益均沾”的特权。此规定的实施直接造成了民用洋务企业的纷纷丧失：战后，由于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非但无力继续大规模地建设洋务企业，而且对民用企业实行“丢盔弃甲”的政策。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主要是甩卖给了国内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在被甩卖的企业中，一些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加上获得合法地位的列强在华资本用“中外合资”、贷款等方式对其诱骗，从而被列强控制或直接沦落为列强在华资本。当时最大的采煤企业开平矿务局于1900年被英国资本用“中外合资”的方式骗占而去。其余的一般转化成了本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民用洋务企业是洋务运动“求富”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它们的纷纷丧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战后，不甘腐朽的清政府一面对民用企业实行大甩卖，一面又进行新的“求富”活动。不过，这时的“求富”活动主要局限在开办银行一事。此时创立的银行并非作为推动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杠杆而存在，其主要职能而是“集民间之资以代洋债”。由于战后的“求富”活动不但因规模大不如前而谈不上是一场运动了，而且已失去了往日内涵积极的一面，因此说战后“求富”活动大大萎缩了。
甲午战后，民用洋务企业的纷纷丧失和清政府“求富”活动的大大萎缩，表明甲午中日战争从经济上宣告了洋务运动“求富”的破产。
二、甲午中日战争从军事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式军队和军用设施，是“自强”的物质基础和重心。其中军事设施是服务于军队建设的，新军乃“自强”的核心所在。北洋海陆军是新军中的精华，它是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数十年来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在“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的建军原则下建立起来的，是当时全中国第一支“劲旅”。就海军方面讲，拥有较多的新式铁舰、快船和蚊船，军容之盛，远非南洋和福建海军所能比拟；就陆军来讲，拥有精兵约21000人。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装备上都是为各省驻防兵、绿营兵，甚至湘军所望尘莫及的。在甲午战争中，该“劲旅”在李鸿章妥协退让政策的束缚下，遭至覆亡的命运：从陆军方面看，自1894年7月牙山溃败始，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从海军方面看，北洋舰队在1894年7至9月的牙山口外和大东沟两役中始受一创。后至1895年2月在威海卫之战中，先遭重创，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被迫服毒自杀，一些卖国官兵乘机降日，将残余军舰11艘及刘公岛炮台军械全送给了敌人。至1895年4月，北洋海陆军全军覆没。它的覆没，在一定的程度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仍在继续。但由于失去了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民用企业资源的滋润，“自强”活动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如建设海军一事，基本荒废了。军事企业的建设也停顿下来。原有一些军用企业苟延残喘，无以为继。战后清政府组织的“自强”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在规模上也谈不上一场运动了。
甲午战争过程中，北洋海陆军的全军覆没和战后“自强”活动的大大萎缩，表明甲午中日战争从军事上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的破产。
三、甲午中日战争从政治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战后，洋务派发生了分化、对立和异变，已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力量了。受甲午战败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李鸿章陷入了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的境地。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弱其权。在这种情况下，他转而苟安自保，从此一蹶不振。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欣则转变为顽固派。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终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资产阶级维新派，洋务派的实力人物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之计，尤在变法自强”。战前，洋务派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战后，它的分化、对立和异变也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另外，甲午战败带来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倡导“兴民权”，“设议院”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该运动的勃发表明社会潮流和时代重心发生了变化，洋务运动成了昨日黄花。
综上三方面所述，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虽然破产了，但其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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