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2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以写实手法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通读此书，除了对其高超的讽刺艺术成就表示叹服，却还隐隐从其中看到一个圈。
儒林外史中的圈当然是关于功名利禄的。说到这个圈，就不由让人想到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围城和圈都很讽刺，但又有所不同。“围城”是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儒林外史》中的圈却是所有人都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往里钻。当然，也有极少人生来有双慧眼，看破名利，活成了“圈外人”。
如果要问《儒林外史》中的圈是如何产生的，多数人会脱口而出：科举制度。实际上，科举制度只是这个圈产生的直接因素，更深层次的却是思想层面的因素。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官本位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其在《开塞》中就有“下世贵贵而尊官”之语。“官本位”在秦朝采用商鞅思想统一中国后成为了官方文化，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作用下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古时的地方长官对辖区内的经济、文化乃至军事都有极大的掌控权，所以“有官就有钱”得到广泛认可。一个人要想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做官成为首选。而如何才能做官才涉及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大创举，始于隋朝。唐朝时期，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许多有才学之人通过科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历史上著名的狄仁杰就是明经科出身。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统治者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开始采用“八股取士”。命题范围只限于四书五经，文体严格限于八股文，应考者不能发挥个人见解。因此，读书变成了读死书，许多人只知八股，把诗文之学斥之为杂学异端。那些考中做官的，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才实学。如此一来，“八股取士”极大地限制了读书人的晋升之路，统治阶级中则充斥着诸如周进、范进这样的腐儒，真正的有学之士却无用武之地。
在《儒林外史》中，渴望出人头地的读书人们往往一心只读“圣贤书”，希冀高中出仕而不得，又不事生产没有谋生技能，穷困潦倒，生活难以为继。如此，年事已高又屡试不中以致心灰意冷的周进意图在贡院一头撞死、同样屡试不中受尽冷眼的范进因考中举人而欣喜得发疯也就见怪不怪。即便如此，那些科举无路之人，却仍然希望通过“读书”获得些声名，以便博个名士的头衔，让生活容易一些。
读书人尚且如此，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是对中举之人无比热情。在《儒林外史》中，但凡哪个寒门之人中了举人，一村之人都要来道贺，不是亲的也是亲，不是友的也是友。周进在几个商人帮助下捐了个监生，凭着监生的资格竟考中了举人，于是，亲戚朋友一下多了起来，连他教过书的学堂居然也供奉起了“周太老爷”的“长生牌”。这些未曾读书进学之人其实不是圈里人，但他们的追捧却使得更多人越发努力往圈里钻。
所以，所谓的怪圈，既在人们生活的社会中，也在所有人的脑子里。
《儒林外史》里的时间跨度较长，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作者采用了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的手法，所以小说里角色众多，各有特点。从圈子的角度来说，其实可以把这些人物分成两类：圈里的人和圈外的人。
圈里的人自然是与功名利禄脱不了干系。这其中，有王惠这样身陷叛乱作了伪官，又被朝廷通缉，只得出逃江湖，改换名姓，削发为僧的不幸之人；有周进、范进这样科场屡次失意，却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幸运者；有杨执中、权勿用这样不事生产，穷困潦倒，却又附庸风雅，贪图虚名的落魄之人；有匡超人这样少年时事亲孝顺、勤学上进，后与市井恶棍勾勾搭搭，致使发妻郁郁而死的薄情寡义、虚伪狡诈之徒；有杜慎卿这样一掷千金、处处要与众不同、却又带着几分傲慢和虚伪的名士……
这些人追名逐利，虽结局各异，但总之是在名与利中沉浮不定，让人们瞥见了官场、士林烟雾后的不堪。但是，圈子里倒也并非全是一心追逐功名，醉心利禄之人。他们虽身在圈内却能谨守本心。
虞育德可说是《儒林外史》少见的真儒。他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多得镇上祁太公帮助，教他地理、算命之术，还劝他学八股应考。虞育德为人随性，颇有老庄之风。他中举之前以坐馆为生，三十二岁时无人请他，其妻问他怎办，他回答所赚的钱有个定数，这里赚得少了，说不得那里就会多赚些。他提携后学之人，有几分既能独善其身又能兼济天下的气度。虞育德五十岁时中了进士，别人都虚报年龄以求重用，唯有他不在乎，据实上报，结果天子认为其老迈，给了个南京国子监博士的闲职。虞育德虽以八股出仕，却并不拥护八股，这从他曾对杜少卿说“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就可看出。
至于萧云仙，则是《儒林外史》中比较独特的一个人物，他文武双全，忠勇可嘉，真可用上马可御敌，下马能安民来形容。松潘卫边告急，萧云仙的父亲萧昊轩听说是故交平少保前往征缴，于是命萧云仙前往投军。萧云仙在军中冲锋陷阵，收复边城。后驻守青枫城，萧云仙又出榜安抚流民，开垦田地，兴修水利，开辟学堂，与民同乐。见证者沈先生称他是“当今的班定远”。可经工部官员核算，却说他“任意浮开”，应当追回七千五百余两银子。后其父萧昊轩令他变卖家产归公，才得以平息此事。
可以说，虞育德、萧云仙这样的角色，是作者笔下儒林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圈外之人其实也分两类，第一类是王冕、庄绍光、杜少卿这样的真名士。
王冕是《儒林外史》的开篇人物，性情孤傲，誓不做官，是作者在文中的理想寄托，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在此不多说。
庄绍光是有才学、有智慧、知进退之人。他有真才实学，太保欲将其收入门墙却被他婉拒。受到皇帝征召时，他把教养之事细细做了十策，在自己的头巾内发现一只蝎子后，心知朝廷必然无他容身之所，于是将“教养十策”连同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奏本一同呈上，随后悠然而返，在元武湖悠闲度日。可见，庄绍光虽不贪恋荣华富贵，也并非一味隐逸山林，是真正有独善其身之意，也有兼济天下之能。
相比之下，杜少卿淡泊名利、傲视权贵则颇为彻底。杜少卿出身“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之家，自有一股狂傲。县里盐商宴请王知县，几次三番邀请杜少卿作陪，叫他颇为不喜，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他又不喜做官，遇到皇帝征辟，朝廷官员举荐，旁人求之不得，他却称病拒绝。杜少卿原本家私颇丰，但他生性善良豪爽，仗义疏财，做惯了“大老官”，渐渐散尽家财，后只靠在南京卖文为活。余有达前去看望，杜少卿却说，有“山川朋友之乐”，“夫妻们带着几个儿子，布衣蔬食，心里淡然”。可见，杜少卿对于名利是真的不挂于心。
庄绍光、杜少卿是有机会且有很多机会进到圈子内的，但是他们知道，性格决定命运，那个圈子里其实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于是果断远离，不用被名利裹挟，活得淡然自在。
正如圈子内并非全是一心追求功名之人一样，圈子外面的人也并非都像杜少卿一样淡泊名利。他们就是圈外的第二类人，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对圈子内的景色不羡慕不已，又没有资格和办法进到圈子内。于是便对圈子里的人热情追捧，使得圈子内生出万道霞光，让更多的人希冀进到圈子里面。
要破除这个圈子，在作者笔下的封建时代是十分困难的，这要求统治者不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要让读书人有更多的存身之道，还要努力改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现状。但是，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哪里会任由读书人想七想八，更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将对其有威胁的思潮。
而当今，这个圈子就已在很大程度上瓦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已四十余年，当官早已不是人们的唯一追求，甚至还有不少人不想被“案牍劳形”。各行各业长足发展，真正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读书有出路，搬砖种地同样可以活得滋润。你不必羡慕我，我也不必羡慕你。这圈子，自然就没了存在的条件。
至于那些至今仍然被名利连累的人，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