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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古代，人们意识中的远门或许只有二十或三十公里的路程，若非不是因为服兵役到各地征战，一些人一生真的是生活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直至终老！
也就是说，对于古代的人们，出趟远门原本是一种奢望，或着更确切的说，出趟远门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那么，古人想出趟远门，究竟有哪些制约因素？
一、经济生产方式的制约
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而农民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大多数群体，这种“男耕田，女织布”，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品经济的交流。况且繁杂的税收和杂役，再加上自家的孩子可以继承自己耕种的田地的，这就严格地限制了农民转入其它行业的可能性，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除非破产，遇到了战乱或饥荒而逃难，否则很难离家。
二、社会制度与社会观念的制约
在秦国有限制农民外出的法则，如有犯者可采取在脸上刺字的刑罚。
中国很多王朝都侧重于“重农轻商”的原则立场，士农工商，商人往往是地位最低的，出去做生意也要遭到官僚的种种限制，在统治者眼里，商人好利，把东边的东西，卖到西边去，吃其差价，到处东游西走，这都不是顺民安分守己的表现，到处走南闯北的商人虽然赚的钱多，却不如守土安家的农民的地位那么高。“早作晚息，回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安分守己的表现。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清代，当中国官员看到英国人是以贸易立国后，指责其：“不耕不织，专恃懋迁罔利之谋，变动百出。”在中国官员眼里，英国人不在自家好好耕田，反倒来中国开展贸易是不安本分的，与儒家思想中“与邻国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守本业之道是极大背离的。
三、传统文化的束缚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落叶归根”这些对故乡的思念都是来自于中国特有的家庭观念，而在古代父权，夫权这些传统的家庭法则，都是不容违背的，儿子必须要尽“孝道”，女子必须要从夫，不许在外抛头露面。常常看到古装剧一个情景：如果一个男子是常年在外地经商或做官，有一天荣归故里，见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父母，通常会做的一件事就是跪下来，痛哭流涕地说：“儿不孝，十几年来没有回来侍奉父（母）亲。”儿子长期在外不归，不在身旁侍奉父母，这就是不孝，正如古代从军的人常常对父母说的一句话是：“忠孝不能两全”也有这道理。当年徐霞客想要出门远游，就怕自己的母亲不同意，幸亏徐母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他说了：“男儿志在四方”的话，他才下定决心离家的。李时珍也是在父亲的支持下，带着自己的徒弟和儿子去出门游走，采集草药，才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本草纲目》。
四、早婚习俗制约古人的远行
往往男女十三四岁时就该考虑谈婚论嫁，这种不但是传统的思想观念，还有法律做相应规定，明朝就有法律规定如果太晚结婚者是要受到处罚的。你想啊，一个人结婚后，上要孝敬父母，下要照顾妻儿，他还有心思到外面四处闯荡吗？等到父母老死后，自己也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时候恐怕连孙子都有一大拨了，自己都感觉衰老了，又怎能经得住旅途上的颠簸？正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恰恰写出了飘泊在外的游子孤独凄凉的心理感受，这正是安逸于家庭的人所不能承受的。
五、历朝历代对移民政策的抵触，限制了古人的远行
只是几种情况下移民得到允许：朝廷领导下的军队屯垦，以及从战争掠夺来的人口移民，还有由于政治的关系，政治犯全家被发配边远的外地，或为了打击商贾豪强所用的迁移手段外；私人移民是不提倡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是不合法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朝对待外国人在东南亚屠杀中国侨民，几乎都是抱着一种置之不理，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在明朝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华人侨民两万，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隔了两年后明朝政府才表明态度：“商贾是贱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贱民兴兵动革……”在统治者眼里那些移民到国外的人，那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人都是些不安分的人，都是“汉奸”。
六、群体对“江湖险恶，人心险恶”的过度解读，使的想出远门的单个个体充满恐惧
在古代交通不便，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使得人们很少离家，这是个因素，还有就是在长期的跋山涉水，山林里有沼泽，猛兽，强盗，江湖有暗藏的汹涌波涛，异乡的恶霸，小偷，骗子，疫病，或者在路上迷路……这通通都是行路人有可能面对的困难，恶劣天气下的风餐露宿，身在异乡的世态炎凉常常给人一种“人离乡贱”的感觉，如果是单身的路人，更是安全无法保障，受到别人欺负时没人保护，生病时无人照料，钱财若是被抢或遗失，除了当乞丐之外更是别无他法。
明清小说里常有情节就是落难公子或落破书生被骗，被劫，经常有美女来相救，成就一段姻缘。但现实社会之中却是残酷的，客死异乡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在《水浒传》中孙二娘的荒野黑店更是从侧面表现了行人在路途上的艰险。
七、路费问题
古代行路的成本的确是蛮高的。
古代，各地沿途都设有给官员专门居住的驿馆，只能官用，不能民用，但这并不是对所有官员都是免费的，唐朝就有明文规定五品以上的散官可以在驿馆留宿，但不给予免费待遇，否则驿馆人员要受到仗一百的处罚。如果一个官员从北方调到南方来，带上家眷，仆人，杂役大大小小几十口人，一路上的吃住肯定是不小的开支。如一个地方官在较短的时间里，官职老是调来调去的话，他可能为了赴职会倾家荡产也说不定。
为了省钱，一些官员也只好不带家眷，只身一人或只带一两个随从去赴任，等到条件成熟再把家眷接回来，不过有些官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出门一别，外地为官，可能几十年都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和妻儿，不过这些不走运的人更多还是些清官。到了明朝，驿馆制度就稍好了一些：奉旨入京或奉旨办事的官员可以免费了，赴任调职路途在1500里以外者也可以享受免费的待遇，如果官员赴任的途中不幸病亡，出于人道考虑，其护送尸体回家的家属，也可以在驿馆吃住免费。
一般的老百姓就不多说了，没有足够的钱是出不了门的，节俭是路人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如果没到目的地钱财就花光了，那可真的难办了。
第一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制约。第二货币的制约，第三交通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