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乌纱帽下无穷汉。”乌纱帽作为古代官员的标志性装饰，一直带有浓浓的衙门气息。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依然用“乌纱帽”来指代官位。几百年来“头戴乌纱帽，身穿盘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皂靴”的古代官员经典形象早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戏曲中更是将这一形象以夸张的表现手法固化下来。而人们的思维常常会陷入“曼德拉效应”的假象，其实到了明朝，乌纱帽才被统治阶级从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强制摘下来，和官位紧紧绑在一起，正式成为官员专属的“非卖品”，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也从那时候起，一顶黑黑的帽子开始让天下人趋之若鹜，都想依靠他的“加持”，飞黄腾达。而“乌纱帽”也不是天生的“高贵血统”，甚至刚开始的时候被赋予的含义和今天截然相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怎样一步步从“草根”被提拔成“达官显贵”的经历。
豫剧《七品芝麻官》中的官员形象
“乌纱帽”在明朝之前的“生存”情况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乌纱帽最早出现在东晋的成帝时期，而1972年，考古学家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一个西汉时期的漆纚乌纱帽，这就让之前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了。不过由于史学界现在没有给出定论，我们姑且还从东晋说起。
汉代 漆纚乌纱帽
东晋成帝时期，宫中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规定宫里做事的奴婢都要戴上一种黑色网纱，以此来区分阶级。因为当时受到玄学风气的影响，痴迷道教修仙、无为而治的贵族们都喜欢整一身素雅的衣服来包装自己，而为了整体色调的和谐统一，他们常常用白纱裹头。因此这个时候乌纱帽的雏形还只是一个卑微的标志，甚至带有一些歧视意味，不过这却是乌纱帽一个不算坏的开端。
到了南朝宋明帝的时候，有一个王休仁的政府官员平日就放浪形骸、我行我素。甚至传说他还是个“摸金校尉”。这里我大胆猜测，他是不是在哪座汉墓里看到类似乌纱帽的东西，才有了下面的所作所为。当时他为了给这个千篇一律的社会带来革新，就大胆的牺牲了自己，突破性的把黑纱加工成了不同于之前的帽子。然后堂而皇之的在最热闹大街上“走秀”，为自己标新立异的游戏之物“倾情代言”。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很多人与他“臭味相投”，争相模仿，然后随之一同洋洋得意的招摇过市。一时间这种制作简单、样式大方、穿戴方便的新型帽子风靡开来。而且时人还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更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出了很多不同造型的乌纱帽，有的被卷成了“菏叶”，有的则像高高的楼宇，有的还生出俩竖起的“兔耳朵”。
“另类的”乌纱帽
到了隋朝开皇年间，这顶流行于市井之间的帽子被曾经“羞辱”过它的皇家主动代言，并亲自示范，引起朝野一致追捧。《通典》记载:“开皇初，高祖常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君不见“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有了皇帝的号召力，你就是个“萝卜”都能给你炒成“人参”，更何况乌纱帽并不是徒有其表，兼顾了美观性和实用性，符合人体头部的需要。
乌纱帽实物
唐是隋的既得利益者，两家还是亲戚，因此在审美上也英雄所见略同。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鼓励贵族官员戴，还为其广而告之，号召天下人一同追逐这个时尚。根据五代时期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乌纱帽》记载，唐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特意下诏:“自今以后，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乌纱帽的“代言天团”又添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在皇帝这个“带货达人”的引导下，乌纱帽被捧到了新的高潮，天下变得“黑压压”一片，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唐爆款。尤其在喜好与众不同的文人士子之间，更是“书算学生，州县学生，着乌纱帽、白褶裙、青领袍。”乌纱帽成为这些读书人求学问道，游历天下的“礼帽”。因而有了李白的“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蓠。山人不照镜，稚子相道宜。”的心满意足。更有了白居易“昔君乌纱帽，赠我白头翁。帽今在顶上，君已归泉中”的深切怀念。从这些唐人的作品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出，乌纱帽当时是“居家必备、走亲馈友”的不二之选。
李白画像
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乌纱帽的追捧者，可他更是个严厉的“班主任”，为了有效制止群臣们在大殿之上无组织、无纪律的交头接耳。他经过苦思冥想，最终把主意打在了大臣们戴的乌纱帽之上，对其进行了暴力魔改，希望借助外物来对群臣进行有效“隔离”，让他们距离产生美，都在朝堂之上做个“安静的美男子”。他煞有介事的下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大约30公分的翅，并在帽上装饰不同花纹的图案以示区别群臣的官位高低。在这个“报警器”的监视下，只要大臣想要摇头晃脑的讲话，必然引起两侧软翅“噗嗤噗嗤”地震动。这样端坐龙椅之上，居高临下的皇帝就对大殿之上的情况看的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而他的继承者们，也对他的这项创造性的发明赞不绝口，因此这种制式的乌纱官帽就在两宋延续下来，成为宋朝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志。而此时变装过的新款乌纱帽虽然被引进成宫廷，但在民间老款依然流行着，仍然是老百姓寻常可见的便帽。
宋朝官员画像
“欺负”到老百姓“头上”的大明朝廷，让其成为官员专属的“非卖品”明朝建立后，喜欢立规矩的明太祖朱元璋对国家大事的方方面面都立下了条条框框。甚至连老百姓平时穿的衣服的制式、颜色、材质都有异常严格的明文规定。最终，老百姓头上戴的寻常之物——乌纱帽，也被朱元璋“横刀夺爱”。《明史·与服志》记载:“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而且明文规定除了在职官员以外，只有三类人员可以着乌纱帽。一是退休高级官员，以示尊重和嘉勉。二是侍奉父母的辞闲之官，以彰孝道。三是已经取得功名，待位补缺之人，以显其荣。
大明官员画像（一）
自此在民间流行千年的乌纱帽和官位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成为明朝制度下的政府官员专用帽。乌纱帽再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坊间百姓再想戴着他走街串巷，就需要寒窗苦读，进入大明官场。如果你私自戴乌纱的话，一旦被发现或者告发，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由于成了官场专属，为了保证它的威严性，彰显其与众不同的地位，明朝又再一次对其进行了改良。首先就是把之前宋朝那两对又长又窄的“翅”换成了类似蜻蜓翅膀的网纱“双翅”，而且制作工艺上也比之前更加精细考究。当时一首名为《折桂令·冠帽铺》的曲子就对其有详细描写，曲曰:“窄比宽量，轻漆慢烙，正剪斜裁，乌纱帽青添光色，皂头巾宜用轻胎。”
而且大明的乌纱帽的制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总的来说就是帽子的上半凸起的部分从明初的矮短到后来的高耸，这样的变化更能显示出统治阶级的威严和高不可攀。到了明中后期的正德年间，就有了著名的“三高先生”:纱帽作高顶，靴作高底，与用高杠。
大明官员画像（二）
特别强调一点，明朝的乌纱帽上没有“帽正”，即使你在一些明朝古画上看到时人戴的帽子上有类似“帽正”的东西，但那个东西更应该是绣在帽子上的“帽花”。
同时这种衣冠形式对越南和朝鲜等东亚文化圈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他们的政府官员依然遵循着明朝衣冠的旧制。
李氏朝鲜官员
明朝中后期乌纱帽渐渐“臭大街”明朝初期，由于放牛娃出生的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对贪官污吏尤其痛恨。因而采用了很多骇人听闻的方式来惩罚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这个时候官员的形象还算正面，相应的乌纱帽也只是官员的代称，还没有太多讽刺挖苦的意味。
孔府旧藏乌纱帽
明朝中后期，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官员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让百姓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而这些作威作福的特权阶级除了“衣冠禽兽”之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高高在上的乌纱帽了。百姓“恨屋及乌”，转而用“乌纱帽”来代指那些尸位素餐、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嘉靖朝的著名词人更是针砭时弊地讽刺到:“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部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推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乌纱帽在问题官员的“不断努力”下终由明初的神圣不可侵犯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代名词，开始“臭大街”。乌纱帽好戴，可必须要承受上面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后记乌纱帽随着清朝入关后的“剃发易服”成为历史，官位的代名词在官方也由“乌纱帽”变成了“顶戴花翎”。可是对于官位乌纱帽的叫法依旧很流行。清朝著名书画家郑燮辞官时在其《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中这样写到:“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只清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身为大清官员的郑板桥依然习惯于明朝的叫法，把自己对于官场黑暗的愤懑都通过扔那别人趋之若鹜的乌纱帽来发泄出来。一顶乌纱帽经历了数个朝代的兴亡交替，身份和象征意义也不断变换着。可无论怎么变，也改变不了它是一顶帽子的事实，其它的权势地位不过是人们赋予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