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论证了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开始出现，生产能力强的人开始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就出现了私有制，财产权得以确立，而私有制将人们分为富人和穷人，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阶段所认可的。富人为了避免财产的损失而说服穷人与他们签订社会契约而成立国家、制定法律，由此，国家和法律的出现是不平等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设置官职，富人成为强者和统治者而穷人成为弱者和被统治者，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阶段所认可。国家和法律的产生不仅没有消灭不平等，反而统治者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使多数人成为统治者的奴隶，统治者由此成为专制者，暴政成为人类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主人和奴隶的状态为第三阶段成认可，同时，第三阶段成为不平等的顶点。随之而来的是事物向其反面转化，不平等要成为新的平等的起点。
在卢梭看来，富人为了对抗穷人可能对其私有财产的侵害，就利用那些可能攻击他们的人们来为他们服务，把原来的敌人变成自己的保护者，为他们建立一套制度，宣称如果所有的人都相互对抗，那么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不得安宁，与其如此，不如大家联合起来，组成社会，制定法律，约束那些有野心的人，要把大家的力量集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根据法律来统治我们，保卫每一个成员不受侵害。
卢梭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
贫富的差异是第一阶段；强弱的差异是第二阶段；主奴的差异是第三阶段。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引起社会上人民间的差别。在人民与其首长之间日益增长着的不平等，不久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显示出来了，并且因欲望，才能和境遇的不同而形成千百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由于通常人们主要是根据财富、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互相评价，因此我可以证明这种力量的协和或冲突，是一个国家组织得好坏的最可靠的标志，我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中，个人的身分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的一个。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易于转移，可以使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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