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感觉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2020年在此基础上继续增长本无悬念，然而，由于疫情冲击而致增长速度下降，一旦滑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人均GDP就将跌入1万美元之内。所幸，中国2020年GDP增长为2.3%，这个增长率肯定超过人口增长率，再考虑到去年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有望略高于2019年。
达到人均GDP（GNP）1万美元的水平，下一个目标就是高收入国家的入门标准了。按照2020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超过12535美元，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有望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难推算，未来五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NP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入门标准，即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大概率将跻身于高收入国家。
然而，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只是世界银行的一个技术标准，即是否可以给予无偿援助、无息或贴息贷款的标准。如果说，二十年前把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作为发达国家的门槛，尚有参考价值，而在现今发达国家人均GDP已达3万美元甚至更高的情况下，这样的门槛标准设置就显然不合适了。毕竟有一些国家，在人均GDP的数值上已经达到或超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却并没有同时达到发达国家其他方面的要求，例如，较强的创新能力、较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等。
另一方面，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如果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仅仅是总量标准的话，这么说没有什么错。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是结构性矛盾所致，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长期导致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短期致使他们的消费能力低下，进而陷入较长时期的低增长甚至零增长或负增长。
所以，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要致力于反贫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在成为高收入国家后，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行列。实际上，中国在反贫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两个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共中央在展望2035年远景目标时，根据成为发达国家多方面的要求，提出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在提高收入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均的总量性指标有着固有的局限性，需要结构性指标的支撑，二者要同时实现。
根据测算，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再翻一番，在此基础上，并考虑人口和人民币升值因素，人均GDP将超过翻一番的水平。与此同时，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占比不到30%），扩大到45%左右的水平，那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