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朱元璋和朱棣为代表的开拓之君，一边以大军扫灭元朝残部，一边以修长城的方式“拓地御边”，施行的是让战火在敌人的土地上燃烧的积极的边疆政策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一统中原王朝后，几出塞外，将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打的没有招架之力，曾经横跨大半个欧亚版图的蒙元朝廷被打的四分五裂，成吉思汗的后代黄金家族不再有曾经的荣光。
当此之时，明朝几乎是没有边疆对外政策的，因为从海路来看，当时的大明没有敌人，所有能看见的地方，皆是大明领土。从陆路来看，唯一北方的敌人就是元朝残部，与大明可谓是有血海深仇，对于这样的敌人，哪有什么边境？
什么时候将对方打服了，边界线就画在哪里。
图丨明朝军队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大明有了边疆政策的概念呢？洪武年代后期，随着统一的蒙古残部被朱元璋和他的儿子们打的四分五裂，遁入北方草原深处，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大明朝的皇帝和将领们，也不得不面对历史上他们的前辈们曾经面对过的那个问题。
即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打下一大片草原对于大明朝来说，不管是从皇帝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出发，都没什么用。
对于农耕文明起家的中华民族，但凡是不能耕种的土地，一律是没有用处的土地。
再加上追击遁入到大漠深处的元朝残部，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明朝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压力，
在此基础之上，明代积极的边疆政策就产生了。那么这种积极的边疆政策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修长城。
图丨明长城遗址
伟大的农耕文明下生长起来的明朝人，想到的积极的边疆政策，竟然是修长城。看上去这仗打赢了貌似跟打输了也没什么区别，打输了修长城好理解，是为了防备人家再打进来。那么打赢了为什么还要修长城呢？
其实同样是修长城，打赢了和打输了，修长城的方法和意义还是由很大的差别的。
从当时的一段记载来看，《明史》记载，万历年间：“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喇甸，险山堡于宽甸，移沿江新安四堡于长甸，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万历年间一位御史巡边，发现在某段旧有的长城外面，还有一大片地方可以耕牧，于是上报将原本的长城堡垒向外挪了一段，将这七八百里的地都囊括在内。
图丨始建明洪武初年的司马台长城
由此可以观之，同样是修长城，明初乃至到了明朝中叶，整个国家在东北边疆政策上，是属于积极拓展的。
明朝中后期，随着东南沿海倭寇的肆虐，和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明朝政府不得不改变边疆政策，转而开始执行“敛兵守塞”的保守型防御政策。
到了明朝中后期，国内土地兼并的严重，贪污腐败的盛行，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繁荣的海外走私贸易，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倭寇的威胁，都迫使明朝政府在整个北方战线上的边防政策趋向于保守，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敛兵守塞”。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除了大部分王朝的覆灭都是国内因素导致以外，对于一个王朝影响最大的外部势力，普遍都来自于北方草原。秦汉时期的匈奴，隋唐时期的突厥，宋代以后崛起的女真和蒙古，从西到东，无一例外都是北方草原上的外敌，对中原王朝的影响最为严重。
图丨北方游牧民族
在此现实基础之上，政府对于北方边境线看得再重要，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朝则更加突出，其王朝建立的基础，就是在恢复中华的口号之上的，所以说针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几乎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正确。
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大名北方著名“九边十三镇”的防御制度。《明史·李怀忠传》记载：“从淮安侯华去龙言, 自永平、蓟州、密云迄西二千余里, 关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
而大明朝九边十三镇的防御制度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北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南方军力的疲弱。
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肆虐作为大明财税重地的东南沿海，明朝政府为了稳定大后方，不得不在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采取守势。
图丨描绘明朝将士的绘画
另一方面，从东北方向主要敌人的视角来看，明朝一统天下，打败元朝主力之后，剩余在东北边疆地区的，都是一些小而野的部落聚居性的势力，其对大明的威胁，也逐渐从倾覆国家的威胁，演变成了骚扰抢劫的威胁。
这个时候，再执行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就是将百姓往强盗的嘴边放了，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所以说，明朝中后期边防政策趋向于保守的转变，一方面是国内的现实环境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跟当时大明朝在东北边疆问题上的主要矛盾变化有关。
经过几十年的打压，此时的蒙古草原朝廷对大明没有了直接的威胁，主要矛盾变成了袭扰和保民的矛盾，实行战略防守的边防政策，也是出于保民的需求。
图丨《倭寇图卷》中的明朝军队
当然从后世的角度上来看，这样做无疑是放任了东北女真民族的崛起，但当时的大明朝，根本没有将区区一个部落组织的女真或者说后金看成是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