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回答 2007-01-16
春秋战国：
1 陶朱公范蠡虽是越王的谋臣，但他不搞战国策士纵横捭阖的那一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所记他向越王进谏和对答中，讲的都是阴阳盈输天人顺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俨然是个哲学家。他经商也如从政一样，胸有成算，看得准，拿得稳，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绝不像守财奴那样为金钱所困扰。这是因为他文化底气厚，以谋略家的态度对待金钱和利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活得十分潇洒，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经商当然是为了赚钱，但高明的大商业家就得有气派，并不是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那些专打小算盘，一点小钱都斤斤计较的吝啬鬼，肯定委顿颟顸，做生意也赚不了大钱，成不了气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严监生那样，连点两根灯草也怕费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当当土老肥，不是经商兴业的料。《史记》叙范蠡辞掉齐国的相位后，也像告辞越国一样，立即开路，把在齐国积储的数十万资产统统施舍掉，"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他主观上也许并不企望别人报答，但实际效应是结了人缘，肯定会在以后的事业中获得方便，所以没多久，范蠡在经商中致资累巨万(《史记集解》引徐广：巨万即万万)，成了亿万富翁。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书生成为越王句践的谋士，尽智竭力为越王报仇灭了吴国；此后功成身退，在齐国变名致富，佩齐国相印；又立即弃相迁陶，成了亿万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他的定评："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这样的曲折就够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动容，更富戏剧性，更令人击节称叹。此事亦载于《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为什么历来的作家、戏剧家，都一古脑儿逮住范蠡和西施虚无飘渺的爱情故事做文章，而这样的动人故事却轻轻放过！事情发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刚刚成年的小儿子带了黄金千镒，到楚国去打点。大儿子有意见了，这分明是看准他没有出息，便大闹情绪，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长子愤而要自杀。范蠡夫人劝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让老大闹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测，岂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强同意。他交给儿子一封致老友庄生的信，严肃地叮咛道："到楚国后就把黄金千镒送给庄生，一切都请他去干，千万不要过问！"大少爷到了楚国，在城郊一个蓬门小户找到庄生，遵照父命将信件和黄金送上。庄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万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释，也不要问所以然。"可是这位大少爷不听告诫，自作聪明地另走门路，拿钱去贿赂了一个楚国有权势的贵人，自己留下来听消息。这位庄生虽然穷居陋巷，但以学问道德闻名，楚国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贪图范蠡的赠金，准备事成后归还。这些情况这位范大少爷哪知道！庄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进见楚王，诡称天上有星宿出现，将不利于楚国。楚王素来信仰庄生，问其解禳之法。庄生说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决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颁，收受范大少爷贿赂的那位贵人先已得讯，便告诉大少爷，说令兄得救了，国王马上要下赦令。大少爷大喜，以为楚王一发赦令，老二就会被释，何必白白地将千金送给庄生呢？于是，大少爷又去见庄生，说："听人说楚王将发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释放了，故而特来告辞。"庄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黄金，便将黄金原封不动地让大少爷拿走。大少爷十分得意，以为救了兄弟，又没花掉金子，高高兴兴地携金而出。庄生痛恨自己为小儿所玩弄，进见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变将行赦令，但我听国人传言，说行赦令是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儿子杀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贿之故。"楚王大怒，决定先杀了陶家儿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爷终于哭哭啼啼带了兄弟的尸体回家。全家人自然伤心痛哭，范蠡却很镇定，说："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来的。他并非不爱兄弟，只因为从小随父母漂流，知道财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儿出生后就在财富中长大，不会珍惜金钱。我前次坚决要派小的去，就是为此。这是事理之所当然，我早就料到这结果的。"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处世、从政、经商无往而不操胜券。范蠡真可称古今一绝。
2 吕不韦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人，他的谋略和口才都是中国历史人物中第一流的。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这种人要口才出众，自己就是自己谋划的贯彻实施者。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吕不韦在两国间穿针引线、巧妙安排、运筹得当、步步迭进，他真是一个一流的策划家、设计家。完成他的这次交易，实际上是个大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放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非得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不可。尤其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游说口才，每次他都正中游说对象的下怀，都能够使对方欣然接受。这是因为他能够深刻地洞察到对方的需求，能够预期到事情的未来变化，以替对方着想的角度来使对方轻易就范。说服对方，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将自己置换成对方的过程。掌控对方的需求，才能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以为我用。
明：
沈万三，名富；字件荣，俗称万三。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元末明初人。元朝中叶，沈方三的父亲沈*由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迁徒至周东*（土宅），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清：
胡雪岩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字雪岩，安徽绩溪湖里村人。墉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往杭州于姓钱肆当学徒，得肆主赏识，擢为跑街。咸丰十年（1860），因肆主无后，临终前，以钱庄赠之，乃自开阜康钱庄，并与官场中人往来，成为杭城一大商绅。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太平军攻杭州，光墉从上海、宁波购运军火、粮米接济清军。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委光墉为总管，主持全省钱粮、军饷，因此阜康钱庄获利颇丰。京内外诸公无不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他还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从中获得大量回佣。他还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至同治十一年（1872）阜康钱庄支店达20多处，布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筹设胡庆馀堂雪记国药号，光绪二年（1876）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光墉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光绪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郁郁而终。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