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社会发展对外文流文化艺术和城市建设？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中国人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无论当权者对史官以生命相威胁，还是巧妙的逃避罪责，都也无法阻止正直的史官连续写下“崔杼弑庄公”、“赵盾弑其君”。这个不以宗教立国的庞大帝国之所以世代传承，很大程度上正有赖于这种相对独立的治史精神。但是一些突破底线的当权者通过篡改史料来抹去许多劣迹，李世民当是此中的典型。事实上，他也不一定要去篡改已经成书的史料，只需要从两方面做一些细节处理，就能文过饰非。
首先是垄断第一手资料。从永嘉之乱到玄武门之变，这三百年总体而言是大混乱，无数零散史料大多在唐初才编撰成史，李世民本人也是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提供者，有时还是唯一知情人，他只需在这个环节上做点手脚，就能改变很多史实的传世印象。当然，有些事已被他胡说得来无迹可寻，但有些事吹破了牛皮，就难逃我等火眼金睛了。比如，唐太宗为了彰显他对唐朝建立的重要作用，将唐高祖刻画成一个黯弱、犹豫、缺乏主见的肉人，完全是在他的挟持下被迫起兵反隋的，事先并不知情，他李世民才是唐朝的真正创始人，所以唐高祖也多次表示要传位于他，最后他当上皇帝也算合理。但稍加思考，晋阳起兵时李世民才十八岁，而史书号称他背着李渊“筹画多年”，策划了一整套反隋建唐的庞大计划。这个“多年”是多少年？就算三年吧，那李世民小朋友也是从十五岁开始，在隋朝还很富强时就背着父亲策划这么大一套计划。李老二，你还真会坑爹呀！而据唐初宰相温大雅所著《大唐创业起居注》，在唐朝创立过程中，李世民的战功和李建成相当，而李建成还充当李渊副手，做了大量组织管理工作，功绩远在世民之上，他的皇储地位应该相当稳固（如果不考虑被刺杀）。如此看来，唐太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史官哭诉是他哥哥先对付他，他才被迫反击的说法也是恶人先告状。总之，建成的人都被杀光了，你可以想象垄断了第一手资料的唐太宗及其同党向史官提供的资料水分有多重。
其次是通过大力宣传丑化他人，美化自己。除了唐高祖被刻画成庸碌无为的废物，李世民的敌人包括隋炀帝、李建成、李元吉等也都遭到极大丑化。他就算不能掌控史官，但他可以开动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对史实极尽刻画渲染之能事，让后人接受先入为主的人物印象，难以客观看待历史。中国人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正史情结，一方面又热衷于野史演义，官方有一套严格的正史系统，民间也有一套非常自由的野史系统，只要好玩儿，连孔子私通南后这种事也编得出来。李世民巧妙的绕开正史的春秋之笔，在野史上下大力气，先为自己立起一座千古圣君的丰碑，让大家在主观感情上先入为主，喜欢上他这个人，就会下意识的对他产生美化倾向，刻意回避甚至为他的诸多劣迹强行辩护。当然，要做到这一步不仅要力气下得大，还得要有条件。李世民真的运气很好，宋太宗在很多方面与唐太宗颇有共通之处，都需要通过吹捧他来达到一些现实政治目的。而唐宋这两个朝代的文化影响又极大，李世民的宣传攻势在他们手中接力千余年，终于在中国人心中深深的烙下了“唐太宗是圣君”的烙印。
贞观开元是不是盛世？大唐帝国的文治武功是不是很伟大？就算是这些也早在李世民的过分吹嘘中变了味儿。

首先说文治。前文说评价唐朝盛世不能看数据，那正是因为这组数据实在惨不忍睹，三百年都没能恢复隋朝鼎盛时期的水平。不过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但李世民对隋朝进行了严重的丑化，对唐朝的恢复性增长进行了严重的夸大。

隋朝处于社会形态大变革的节点，做出了许多创造性工作，也缔造了一个伟大的盛世，更进行了多项利在千秋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唐朝在许多方面拾人牙慧却不但不感恩，还将这些努力曲解成劳民伤财。李世民其实没有做出什么创造性工作，贞观时期经济增长是乱世终结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并非他的治国之道真有多少过人之处。

唐朝的文化不可谓不繁荣，但一个真正文化软实力强大的时代不仅有文学家就够，还必须要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升华。历史上文化发达的主流王朝都有节点级的大哲鸿儒镇世，先秦诸子百家自不必说，汉有董仲舒、王充，宋有程颐、程颢、朱熹、周敦颐，明有李贽、王阳明，连晋朝都有鲍敬言这种“无君论”的先行者，唐朝有谁？韩愈？柳宗元？其实我是很尊重两位的，但客观的说，两位在跟宋朝第二级别的几位思想家共同组成的“唐宋八大家”中也不敢说顶尖吧，更遑论程朱了。那除了韩愈、柳宗元呢，唐朝就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思想家敢跟其它朝代比了吗？算了，李二哥，你还是亲自上吧，你在唐朝已经算是最有思想的人了。所以，唐朝的文化虽然发达，其实缺乏升华，严格的说也只能算是一种浅层次的浮华。在当时文化层次还很低的外国人看来，唐朝是和汉晋宋明一样伟大的文化大国，其实就像蚂蚁看篮球和地球一样大一个道理。

而要体现太平盛世，最俗套的方式就是罪犯少，几乎所有史书都不忘记载贞观四年，全国只判了29个死刑犯，由此引发了一桩令我陷入深思的哲学故事。据《资治通鉴》，贞观六年，全国共有390（有史料称290或299）名死刑犯在押等侯明年秋后问斩。唐太宗说秋后还有大半年呢，你们先回家过年，待秋后自己回来受刑。果然第二年秋后这390人全部自觉回来受刑，无一人逃亡！唐太宗治下的中国，社会秩序竟然达到如此境界，白居易写下“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不知让多少唐太宗的拥趸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过我想想又觉得有点不对劲，别误会，我不是怀疑白居易乐府诗的真实性，我只是觉得才区区两年，死刑犯就从29名暴涨至390名，这好像也不是很光彩。何况这390位全都是重大义，轻生死，一诺千金的豪侠，金庸小说里怕也只有乔峰、郭靖等寥寥数人能达到如此境界。而唐太宗一年就判了这样级别的大侠多达390位死刑，会不会反而让人觉得心寒啊！

到了现代，唐太宗的崇拜者更是泥沙俱下，甚至到了张冠李戴、罔顾事实的地步。有人说太宗首创三省六部分权体制，主动用门下省、御史台来限制皇权，体现了博大的胸怀。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还有人喊出了“贞观王朝是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甚至有人著书称李世民是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伟人！
……
厉害！
其次说武功。天策上将乃至整个唐朝的牛皮就吹得更大了。吹嘘者总爱拿唐朝轻松剿灭突厥来说事儿，然而，我们仔细研究下唐代的地缘政治环境，却不得不发出一个疑问——仅仅踩扁突厥就够了吗？

突厥强不强？当然强，不强的话，现代不会有那么多八杆子打不着的民族硬要认他当祖先。但问题在于突厥不可能一直强，必然有一个强弱起伏的过程。刚刚攻灭柔然，让北齐、北周争相纳贡的突厥就很强。后来打着突厥旗号，其实跟突厥没啥关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更强，把挺立千年的东罗马帝国都灭了。那它什么时候弱过？不就是被长孙晟玩儿残这段时间最弱吗？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么对付突厥的？天策上将其实一次都没有将他的战神绝技用到突厥身上，每次都是把人家吓跑的。且先不论吓跑的背后有多少复杂的背景，但一个每次都能被吓跑的部族，你总不太好意思把它说得太强吧。

至于著名的魏徵，实际上他和李世民也是相互利用。魏徵本是建成的人，李世民故意重用，并要求他故意做出一副诤臣的姿态，以显得自己胸怀博大。这样，李世民利用魏徵打造善于纳谏的明君形象，魏徵则利用李世民成就一代诤臣的美名。唐高祖手下有一位大臣苏世长非常喜欢直言进谏，但唐高祖却对他说：“你并非真心进谏，无非是以直谏博取美名罢了。”此事正史有载，可见当时已有这种风气露头，魏徵不过是一个成功的发扬者罢了。而李世民的虚情假意终究也要露馅，他晚年皇位稳固，无须再假装纳谏之态，遂冷落了魏徵。魏徵死后，李世民还撕毁与他的儿女婚约，甚至推翻了魏徵的墓碑，显然是忍了这老家伙很多年，死了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事实上，李世民即位后，突厥恰恰处于极度虚弱，不然早就杀进中原来了。走上正轨的中华帝国拈死这么一个垂垂欲死的部族联盟很值得吹嘘么？中原王朝历来以蒙古草原为最主要的边患，唐朝很轻松的剿灭了当时蒙古草原的霸主突厥，这确实极具迷惑性，就好比你同桌从来都考全班第一，唯独初二下期第三个月的月考比你低了一分，于是你就宣布初二下期是你史上成绩最好的一学期——而完全不考虑考试那天你同桌拉了16分钟肚子所以没进到考场？您可能不知道，中原政权对蒙古草原战绩最好的既不是汉武大帝，也不是什么大唐王朝，而是北洋军阀。那你说北洋军政府是不是史上最强中原王朝？

什么叫强大？强大就是你到幼儿园小班去把一班人打得哭爹喊娘，然后转头到大班被打得尿裤子？除了轻松捏死突厥，唐朝其它方面的战绩可以说一塌糊涂，其创造的诸多纪录堪令其它王朝叹为观止，比如大败于高句丽；被尚未开化的契丹部落斩首数万；被吐蕃攻占长安；请回纥助战，条件是回纥大爷可以在洛阳自由劫掠十天。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尽管中原汉族王朝经常陷入与北方游牧部族的苦战，但从未在南方面前丢过脸，唐朝是唯一一个——南诏国（今云南省一带）曾攻占成都，迫使唐王朝签下城下之盟……

唐朝，这个天策战神李世民构筑的贵族王朝，尽管也取得过一些不错战绩，但总体而言战绩较差，吹嘘成分过于严重。
再次是贻害后世的过度开放政策。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唐朝开放的民族和外交政策是中华帝国强盛开放的象征，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大时代。但也有人指出正是李世民开启了这种国界不设防的模式，导致大量部族进入中原，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巅峰盛世极速坠入乱世深渊，两百年不得解脱。

适当开放可以增加交流，促进发展，海纳百川的姿态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胸襟气魄，但李世民采用过度开放的政策却是有严重的私心作祟。李世民得国不正，急欲创建不世之功以掩其罪，但国力有限，不容过度征伐，于是他利用政策杠杆，驱使大量游牧部族去为他立功。这当然不是没有代价的，他必然对这些部族的领主施以厚赏，并允许他们的部族进驻中原。李世民之后的几届朝廷延续了这个国策，尤以其曾孙唐玄宗（李隆基）为甚。玄宗朝的开元之治表面上看更胜贞观，其实埋藏了更大隐患，最终以安史之乱的形式爆发出来，使中国跌入了一个长达两百年的低谷。

文明帝国雇佣游牧部族作战在全世界范围都引起过激烈争论。许多大帝国都雇佣蛮族作战，靠杠杆效应在短时间内建立了辉煌战功，但最终都因为无法控制进入国土的诸多蛮族而自取灭亡。罗马之亡于哥特，波斯之亡于阿拉伯，阿拉伯又亡于塞尔柱，其实都不是从外部攻破，而是淹没在一大片自己请来的蛮族大潮中。

中国人历来讲华夷之辨，非常提防游牧部族渗入中原。但晋朝却开了不好的例子，大量部族被引进中原，终有五胡乱华。这在当时就已经引发过激烈争论，以名士江统为代表的一派反对中原王朝借助夷狄的力量作战，并要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后来长孙晟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实践，取得极大成功。不过西晋时无人采纳江统的正确意见倒是有当时的实际困难，西晋恢复分封，各个封建领主竞争激烈，必须引入外援助战，不然会在内战中败下阵来，这是体制决定，并非某一两个人的高瞻远瞩所能改变。但唐朝是一个统一的汉式帝国，没有内战压力，却因为李世民开疆拓域、建立个人功业的私欲，将国家民族带上一条明知是错的道路，不得不说是极大的罪孽！

最后是可怕的藩镇节度使。上篇讲到，行省制度在隋末已经被证实不利于维护汉式中央集权帝国的统一，唐朝虽然没有继承这套制度，但也没有创出更合适的新制度。也就是说：隋朝的好遗产，唐太宗照单全收，而且功劳还算在自己头上；而隋朝未竟之事业，唐朝就任其荼毒。李世民在登基前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但他也深知行省这个制度绝非正确的前进方向，就像他深知不能任由次子争权一样。不过他确实也没拿出什么解决办法，唐朝的节度使比汉朝的州刺史有过之而无不及，堪称中国地方割据史上的一朵奇葩。

所谓节度使，应该是源于魏晋的持节都督，即皇帝赐予元帅使节，可以节制调度一方兵马，本身是一个临时军职。唐朝最初继承隋朝府兵制，中央对军权的控制很强，但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对此，唐王朝的对策是设立藩镇，招募士兵。从后来的历史看，募兵制确是历史前进方向，但唐朝的具体措施却相当失策。招募士兵并非不可，但朝廷应牢牢掌握募兵权，不能让募兵成为节度使的私兵，更不能让节度区域成为他的私有王国。本来唐朝设置了采访处置使掌控地区行政财税权力，作为节度使的牵制，但唐朝历届政府都秉承太宗急功近利的私欲心态，为了让节度使更方便的调用资源用于招兵，玄宗允许节度使兼任采访使，兼掌地区的行政、税收权力。这样，节度使终于成为总揽军政大权的一方诸侯，和汉朝的州刺史并无二致。更由于唐朝过度开放的国境政策，许多部族领主渗入中原，以节度使之名发展出一方势力，但绝不直属于唐廷，为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大割据场面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个看似强大的唐帝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藩镇的力量在支撑，但朝廷又缺乏对藩镇的约束，一旦捅破这层纸，等待中国人民的，就是一个比三国演义更加血腥恐怖的乱世。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唐季藩镇节度之祸，是终宋一代三百余年，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