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商务通分析“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与“中国经验”？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一、“亚洲经验”：“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实践基础　　
按照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al Adler)等人的定义，“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的行动，这类行动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行动者的适当绩效，同时包含并展现出特定的背景知识和话语。④从这个角度讲，“亚洲安全观”的提出既是针对当前亚洲所面临的日益区域化的传统和非传统重大威胁的一种现实回应，又是基于亚洲区域合作既有经验的一种信念表达，具有现实性和经验性的双重基础。本文主要从经验角度分析“亚洲安全观”的区域实践基础。
　　

二、“一轴两翼多节点”：“亚洲安全观”制度建构的现实路径　　
亚洲区域合作尤其是安全领域的相关合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和颇具自身特色的“亚洲经验”，从而为“亚洲安全观”的履行提供了宝贵的集体智慧。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日益加深所带来的区域安全的综合化和复杂化，亚洲区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老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问题热度依旧乃至继续升温，如朝核问题、南海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及日俄北方四岛(俄方称南千岛群岛)争端等；新问题主要表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多，如环境与能源安全问题、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金融危机等。对此，已有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明显难以应对。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缺乏一个总体的多边安全制度平台。就安全的核心地域指向而言，目前与亚洲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表现出明显的次区域导向，如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指向中亚及其周边；“东盟中心”的区域安全机制主要指向东南亚及其周边。就安全的核心议题而言，多针对特定的安全议题，如上海合作组织侧重于打击“三股势力”；亚信会议侧重于建立信任措施；东盟地区论坛侧重于信任措施建设和预防性外交；其他“东盟中心”机制则侧重于非传统安全议题等。这使得亚洲虽有诸多区域安全机制但无法应对该区域所急需解决的所有问题。这种分散的特定议题指向亦使亚洲区域多边安全合作通常与经济合作分开进行，以致出现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结构，在区域合作的功能上出现明显割裂，从而造成“两个不可持续”，即发展的不可持续和安全的不可持续。前者使“以经促政”的区域合作机制的政策空间和战略效果降低，亚洲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明显减弱；后者使特定国家的威胁感和恐惧感随着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43)这客观上需要构建一种基于区域独特性，具有一定内聚性、结构性和协作能力，能够体现多种安全需求和议题综合性的总体区域安全架构。(44)
　　
二是应对区域热点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亚洲已有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功能主要是危机避免而非危机管理和危机解决。在传统安全领域，亚洲仍没有明确的冲突解决机制，加之区域安全机制所具有的共识性决策、不干预、自愿遵守和无约束力及重进程、轻结果等特性，使得这些机制的指令及其发布方式绝大部分是倡议性的而非控制性的。(45)这样，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很难实质性解决诸如政权不稳定、金融危机、国家间冲突等严重的安全问题；对与大国攸关的区域热点问题更是鞭长莫及。(46)出现这一情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总体的防务合作框架。目前的亚洲区域防务合作局限于特定的机制，且呈现出严重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指向的割裂。这主要体现在，主要运用于传统军事目标的防务合作仍依赖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联盟；主要运用于非传统安全目标的防务合作主要依赖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及小多边的《五国防务安排》(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47)
　　
三是大国未能在现有多边机制和热点问题的解决中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在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中，中国、美国、俄罗斯和东盟等利益攸关者在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议题领域分别扮演着各自的领导角色，如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美国在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及其他防务合作领域、东盟在东亚或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等。近年来，在中国崛起和美国“转身亚洲”的大背景下，中美这两个亚洲“最重要的安全缔造者”在区域合作领域的相互兼容性和互补性越来越低，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军事联盟体系置于优先地位，并以非正式色彩更浓的多边进程作为亚洲区域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导致亚洲区域安全制度建设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性架构远景或蓝图”。(48)这种“分散的领导”亦导致亚洲区域安全架构建设中的主导权之争，以致出现各种不同合作机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乃至彼此拆台。(49)这种集体领导的缺失亦是亚洲已有多边安全机制应对热点问题能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马必胜强调：“没有区域内大国的共同支持，区域合作便不可能实现，新的倡议也不可能得到发展。”(50)赵可金亦指出：“如何提高多边安全制度的有效性，将是今后亚洲安全架构的一个支柱。”
　　
总之，从实践角度看，“亚洲安全观”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现实性的，更是创新性的。“历史性”要求这一实践必须基于已有的融合了“中国经验”的区域合作的“亚洲经验”；“现实性”要求这一实践必须能够满足广大亚洲国家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共同需求；“创新性”要求这一实践可以借助现有的区域多边制度框架，创建一个真正涵盖全亚洲的统一的区域安全架构。三者结合起来，能够共同构建起既具规范连续性又具制度创新性的“亚洲安全观”的区域实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