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惠帝在位时，曹参、陈平执政，他们崇尚黄老，奉行“清净无为”的方针，各项制度均遵循高祖、萧何既定法令，无所更张。至文帝时，察举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文帝即位于公元前180年，西汉建国至此已近30年。从仕进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显著的特点是正值官吏更新之际。更为重要的是，文帝本为北方边地的代王，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他当政之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必然要选拔一批对自己比较忠实的官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拔自己的官吏，就必然要突破当时固有的选官制度而确立一种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便应运而生了。如果说高祖晚年仅仅是认识到仕进改革的重要性而下诏求贤的话，那么文帝时期这一问题便成为议事日程上需要处理的大事了。
文帝当政后，一方面以恭俭、敦朴取得拥立他的大臣们的继续支持，另一方面也企图逐步擢用一部分新力量，为自己固本。据《汉书·文帝纪》记载，公元前178年发生日食，文帝下罪己诏说：“……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同书又载，公元前165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从文帝所颁布的诏书中可以看出，一种新的取士方法在文帝时形成。这种选官的做法一般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先由皇帝不定期下诏令，根据所需人才，指定荐举科目；第二，自丞相、列侯、公卿至地方郡国按所定科目察举人才；第三，各地把所荐举的人才送集京都，由皇帝亲自对他们进行策问；第四，依据对策的高下，依次授官。这4个步骤是察举制度最基本的特征。
据《汉书·晁错传》记载，文帝的诏书颁布之后，“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士大夫”，这说明这种选举制度是很受当时的士人欢迎的。文帝利用察举制度选拔人才，也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当时有个叫张释之的骑郎，很有贤才，在求贤令下达后，被中郎袁盎推荐给文帝。文帝亲自召见了张释之。张释之把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汉王朝之所以兴起的原因进行了一番分析。文帝听完后觉得张释之很有才能，当即拜他为谒者仆射。张释之受命后，发挥了治国的才能，尤其是执行法律严明公正。
虽然察举制在文帝时已建立，但在当时并没有成为选官的常制。文帝在位
23年，仅下过两次察举诏令，而且所察举的对象基本上未超出现任官吏的范围，比如晁错在察举前为秩百八石的太子家令。察举制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制度，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汉武帝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汉武帝对于察举人的标准制定了明确的新规定。《汉书·武帝纪》曰：“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土。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就是说，凡崇尚百家之言的，一律作为“乱国政”而不予察举。《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董仲舒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中国学术思想上的正统地位，而察举的主要标准也就以儒术的高低定去留了。这是首次对察举人才的明确规定。
其次，察举取士的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大。文帝时，被察举者基本上限于现任官吏。到武帝时，吏、民均可被察举。董仲舒的主张是：“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例如：公孙弘就是以平民被察举的。他年轻的时候当过看守监狱的小吏，因犯罪而被罢免了。他家里很贫穷，少时曾“牧豕海上”，到40岁时才开始学习《春秋》等史书。汉武帝即位后，“招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
60岁了，被淄川国(今山东寿光一带)推荐为贤良之土。他应召入京，被征为博土。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回来后奏事“不合意”，被斥责为无能，便告病还乡。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文学，淄川国又把他推荐上去。他谦让再三，说：“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却坚决要推荐他，公孙弘便再次西行进京。武帝亲自召见各地荐举的100多名儒生，经过策问，公孙弘对策最好，被擢为第一，当即拜为博土，待诏金马门。后奉命出使西南夷，回京后，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很满意，一年之中直升至左内史，几年后再迁至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按照汉朝的常规，一般是由列侯晋升为丞相，而公孙弘无爵而居相位。武帝为此特诏云：“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从此以后，就有先为丞相然后再封爵的成例。公孙弘身居丞相，为百官之首，但他生活很俭朴，平时粗茶淡饭。他用自己积蓄起来的俸禄盖起了一座茶馆，招待各地来投奔的贤人，经常和贤人智士商量国家大事，并屡次向武帝荐举贤能之士。公孙弘为丞相御史先后共
6年，晚年患病时还上书武帝，劝说要
“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才”，并主动请求归还封爵及丞相职位，以“避贤者路”。武帝非常赞扬公孙弘以国家为重的品德，赏赐给他许多金钱和布匹，劝他好好休养治病。后来公孙弘至80岁终于丞相位。《汉书·公孙弘传》称“公孙弘起徒步”，就是说他被察举时乃一介平民，并非现任官吏。此外，严助被察举贤良时，也同样是“布衣之士”。董仲舒主张地方郡国每年推举两人，使这种做法进一步制度化，但后来根据官员需要丽临时察举，没有受时间的限制。秦国贵族用的金带钧
再次，武帝时察举的科目有所增加。文帝时，两次察举诏令所列的科目，一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一为“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其实二者是同一意思。到武帝时，除已有的“贤良科”之外，又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由此可知，两汉察举中最重要的岁举孝廉科，正是从元光元年开始实行的，而且还具体规定了察举的人数。察举制以岁举性科目的产生为标志，既表明它本身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也表明它作为两汉仕进制度的主体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