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明显的看到，楷书是一种可以随着时代循序渐进的书法形式，一代代的楷书大师们的字迹是明显越来越趋近于现代人的审美的。钟王时代的楷书有些明显的隶书向楷书转变的特征，而到了民国时期的唐驼，几乎就是现代意义上最标准的楷书了。非常纯粹，几乎没有了其它书写形式的影子。其间的，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要说超越了王羲之，也是有很多人点头信服的。
但是问题是，说是超越了，但是他们在书法领域的地位和贡献就完全盖过了王羲之么？显然不是，这就好比没有诗经和汉乐府诗词，就没有辉煌的唐诗时代一样。不是个人的进步，而是时代进步的效果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我们可以说唐诗在整体水平，尤其是音韵和用典上，超越了诗经和汉乐府诗词。但是那是一个时代站在前一个时代上的进步。是后人站在前人中大师的肩膀上的进步。
即使这样，我们现代人在欣赏唐诗优雅的同时，依然喜欢诗经中的那种古朴和平实，没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不会有后来的“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没有“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在楷书问题上也是一样，没有钟王的开拓，可能后来的唐朝楷书大风潮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了。我们再怎么欣赏颜柳欧褚的优雅雍容，一样会喜欢王羲之楷书中的古朴浑厚。
所以在楷书问题上，王羲之可以说是被超越了，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其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地位。
至于行书就完全和楷书不同，楷书是可以站在前人肩膀上一步一台阶的向上走，而行书更为挥洒，和个人的性格，阅历，书写时的状态全都紧密相连。楷书大师们在风格成型之后，在任何时间，地点再写楷书的话，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行书不一样，一时一地，效果可能差异非常明显。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如果单论行书，王羲之的地位几乎是没有人可以撼动得了的。后人作品各有所长，但是没有人敢说“超越”二字。如果还是用诗词来做比喻的话，王羲之的行书就像李白的诗一样，即使很多人最爱的是白居易的浅白易懂，最爱杜甫的悲天悯人，最爱王维的诗禅一味，或者是最爱李商隐的辞藻华丽。但是没有人敢随便说李白不是代表中国古诗词最高成就的第一人。
所以书法也是一样，即使再爱《祭侄文稿》中的悲怆，再爱《黄州寒食帖》的沧桑。但是谁也不敢说潇洒挥横的《兰亭集序》不是中国行书艺术的巅峰之作。总之，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之大，地位之高。已经不是超不超越的问题了，而是高山仰止，谁都不得不服的问题了。
确立王羲之为书法之首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时，便采取一系列措施弘扬王羲之的书法，并亲自为王羲之撰写传记，传记“详察古今，研制篆素，尽替尽美，其为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翁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 可见李世民对王羲之的称赞到了所谓的极点。
无论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还是其他的如苏黄米蔡等等无论怎么样都无法撼动王羲之的地位。但不是说他们不会比王羲之优秀，或许在很多人眼里都比王羲之优秀，就如 所说的赵佶瘦金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