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新约法是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对《临时约法》的一次彻底改造，除了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外，还将立法完全降为行政的附庸。《临时约法》存在着立法权过大的弊端，对政府行使职权有过多的制约，不利于对国家的治理。《新约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纠正，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如同《临时约法》在限制行政权力时一样，矫枉过正，将立法机关降为行政机关的附庸，从中国大陆地区民主进程来说，是一次大的倒退。但是我们也看到，袁世凯在扩大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也就是说，北京政府的这一行为，得到社会各界、各种政治势力（国民党除外）的支持和拥护，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来说，符合中国的国情。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将西方运行多年的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治体制，拿到中国实行，中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只能是逐步的，而且必须与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长期以来，我们对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的评价，就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实际，而是一味地批评他破坏资产阶级搬来的美国、法国的民主模式，而没有考虑到这种民主模式在中国实行的实际，在极度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行使西方最民主的民主模式，其步履艰难或遭受破坏，应该是很正常的。另外，从袁世凯政府按《新约法》的机制进行运行的实际效果来看，也比较明确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由于没有立法机关的制约，行政支配一切，此一时期北京政府对各方面的治理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实效的，“自此制实现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我们下面所说的北京政府颁布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
实际上《新约法》规定的政治体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仍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之内，只不过更加保守而已，比较接近德国、日本的民主模式，借鉴了德国、日本宪法精神，予国家元首以极大的权力，而对议会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摈弃美国、法国模式，而采取德国、日本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次有益尝试，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之所以得到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其原因也在于此。至于袁世凯实施这一模式一年多后又抛弃了这一模式，改变国体，恢复帝制，遭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对，袁世凯就此而亡，也在于此。所以，对《新约法》我们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