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曾是一名原初主义画家，但为时不久，对轮廓和线条的高度强调成为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标志之一。安格尔1797年进入大卫的工作室，1801年获得罗马大奖，但由于拿破仑战争的缘故，他直到1806年才拿到奖品。在前往意大利之前，法国立法会议委托他创作一幅《王座之上的拿破仑肖像》。他在1806年沙龙上展出了这幅画，但立刻遭到人们，甚至拿破仑本人的猛烈批评。安格尔的新古典主义元素表现为严峻的大卫式平面性、压缩空间和对线条或轮廓的强调，但他的边线更加清晰生动，仿佛拥有独立的生命，拿破仑所穿长袍的白边就是很好的例证。
但从那以后安格尔不再模仿大卫和原初主义画派，而是开始了自己的浪漫主义。不过这一举动并未抹杀新古典主义在其作品中的份量，也无法否认他被公认为19世纪上半叶新古典主义风格伟大旗手这一事实。安格尔让拿破仑肖像的每一寸画布都填满华丽富贵，黄金、宝石、貂皮、大理石、花毯、珍奇物品随处可见。拿破仑一只手握着查理曼大帝的黄金王杖，另一手抓着法国中世纪的手形象牙棒，那是国王们公正的象征。这两样东西都是拿破仑本人皇家渊源的证明。而精美的镀金宝座则像是古罗马帝国之物，弯曲的靠背形成了一个环绕皇帝头部的光环，当时的观赏者不难发现这效仿的是凡.爱克兄弟《根特祭坛画》中屏画里的圣父，祭坛画当时安放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博物馆中，是拿破仑数量庞大的战利品之一。安格尔甚至让拿破仑摆出与凡.爱克兄弟画中上帝一样的姿势，与圣像式的正面姿势结合在一起暗示着拿破仑具有相同的品质，或者至少得到了上帝的认可。安格尔笔下的拿破仑还与弗拉克斯曼一幅线刻画中的宙斯相似，同样加强了作品的神化效果。
安格尔用这幅冷若冰霜的非凡画像呈现了一个冷漠而超凡的拿破仑，但其异国风味和浪漫主义情调极其浓厚的内容必定引起了1806年沙龙观众的强烈兴趣，甚至令他们感到敬畏。虽然安格尔喜欢用严谨的笔法和坚实、冰冷的表面，而非色彩强烈的形态，但他依然是个了不起的色彩大师。在《王座之上的拿破仑肖像》中，他所用的颜色与物品在富丽堂皇上是相称的，而且具有凡.爱克兄弟画中灿烂油彩呈现的那种宝石般的特质。在捕捉各种纹理方面，他们的写实水平也基本相当。安格尔对高饱和色之间复杂关系的调和十分感兴趣，同时也关注构图中各种复杂设计元素之间的平衡。
1821年，安格尔受委托为家乡蒙托邦的大教堂绘制一幅巨画《路易十三的宣誓》。此画给安格尔的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他当时正住在佛罗伦萨，身无分文，要不是因为这幅画，恐怕早已被人遗忘。在1824年的沙龙上，安格尔展出了这幅作品，引发热烈评论，一致认为他是古典传统的大救星，从此大受欢迎。由于拿破仑1815年最终倒台，1801年被任命为皇帝御用画师的大卫被流放到布鲁塞尔，当时他所有学生的事业都陷入了停顿，取而代之的是涂绘式的新一代浪漫主义艺术家。于是，安格尔被默认为古典主义的保护人、线条高于色彩之地位的捍卫者、“伟大艺术的强健传统”和理想美的拯救者，能够使之超越浪漫主义者不受约束的情感主义。1825年，安格尔进入了法兰西学院，虽然这里是他原来蔑视的地方，但不久后他还成为院长。安格尔还被授予法国荣誉勋章。他的画室也成为了有抱负青年历史画家的首选。
因为历史画在学院中地位最高，所以安格尔把自己定义为历史画家，但他的强项是肖像画，特别是妇女肖像。他1856年创作的《安.莫阿泰瑟夫人像》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件作品是1844年订制的，在接下来的12年中，安格尔这位理想美的保护人把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古典形象，一位尘世间的女神。他赋予她光滑细腻的肌肤，优美的曲线形肩膀、胳膊和手，以及一张拉斐尔式的脸。饰有繁复的玫瑰花图案的长袍、珠宝和孔雀毛扇子也用来作为装饰，在她身后还有一面镀金框的镜子。光洁的颜料表面、精确的勾描，以及复杂构图与丰富用色的调和都令她更加完美。莫阿泰瑟的姿势可以让人联想到各种古典原型，而她以手撑头的沉思姿态则源自赫克拉尼厄姆的古罗马壁画。镜中的侧影显然变了形，这幅作品中的古希腊味道再明显不过了；同时还给作品蒙上了一层诡异的心理面纱，强化了人物手势的内省意味，使画作染上一种神秘的气氛，把莫阿泰瑟所处物质环境的现实实体性变成一种美的精神化身。虽然风格显然是新古典主义的，但这种神秘的气氛却使此画有了浪漫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