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教养对儿童成长的关系很大，学堂的教育则影响着少年未来的发展。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外祖父家虽是务农的，但有一个舅舅在开馆教读，毛泽东有时也在那里听听。直到一九○二年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六处私塾读书。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为“六年孔夫子”③。在上学期间，他早晚还要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
这时，科举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已经开设。西学东渐、赴东瀛求学已成时代风气。就在毛泽东八岁接受启蒙那年，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恩师杨昌济和他钦佩的文化巨人周树人（鲁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父亲供他念书，没有多大的雄心，无非是略识几个字，便于记帐或打官司等。毛泽东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这些普及读物入门，去接触他从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传统。随后是点读“四书”“五经”。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小时候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毛泽东不大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经书，但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仍然学得很好。自幼烂熟于胸的知识，是很难抹去的，成年后常会自然地使用。以后，读了《左传》，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
少年时的毛泽东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对他没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时，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
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④。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
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毛泽东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也发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起因是荒年粮价飞涨，有人率全家投塘自尽。饥民们涌到巡抚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当场打死十四人，打伤的更多。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放火烧了巡抚衙门，捣毁了外国洋行、轮船公司、税关。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二十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这里牺牲的），被杀者的头颅高高挂在南门外示众。
几个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逃出长沙，把饥民暴动的消息传到了韶山。大家愤激地议论了好几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结果无辜被杀。这使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地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⑤。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节，韶山一带又闹粮荒。饥民们组织起来“吃大户”，劫走了毛顺生准备运往县城粜出的一批大米。毛顺生气得要命，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⑥。
一个叫李漱清的维新派教师从外地回到韶山，毛泽东很钦佩他，常去听他讲各地见闻，特别是维新变法的故事。这期间，读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书，作者是郑观应，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了。毛泽东也不愿再守着老样子不变了。
他十六岁了，足迹所及只限于韶山冲和唐家坨。父亲本来打算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可是他到外面继续求学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这时，表哥文咏昌告诉他，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他听了很动心，便先后请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钟和表哥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他的激动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同旧式私塾相比，它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在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新皇帝宣统已在朝两年。他依然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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