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在政治、军事中占据主导地位，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前后共有数位诸侯依次成为霸。“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
关于“春秋五霸”史上至少出现过8种说法，但中学历史教科书通常用的都是《史记索隐》或《荀子》的版：《史记索隐》的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而《荀子·王霸》则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中学历史教科书兼顾两种说法。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这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动荡局面。
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最为标准的两位霸主，实至名归，史称“齐桓晋文。所以各史籍皆全票通过，没有争议。秦、楚两国虽不被中原国家敬重，可秦穆公和楚庄王不论才干、功绩都十分显著，无法埋没，尤以当今视角来看，这两位有相当高的认可率，所以在各史籍当中秦穆公得票超大半，楚庄王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不失为一时之雄，但问题是，勾践灭吴已然不能算是春秋争霸，而是战国兼并，再加上“五霸”的提法，早在这二人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
故以上的各类观点中，除了《史记》和《辞通》，其余基本可以排除。很多人认为宋襄公不配五霸之名，其仁义乃是虚伪做作；这就要回到春秋时期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虽说宋襄公没有称霸的绝对实力，反而还败于泓水之役；但后人对宋襄公的评价并不低。事实上楚国也正是因为依仗蛮力欺负礼让的宋襄公也最终为中原诸侯所不齿，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文公击败的伏笔。现今的很多观点评价宋襄公总是说他多么愚蠢，多么迂腐，但却看不到他讲仁义绝不是“空谈仁义”，而是确确实实地将仁义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因为在周朝，按照中原礼仪和道德要求，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讲究的，连贵族出去打猎都要依照礼法，比如：不杀幼兽、一箭射中没射死的伤兽也不能赶尽杀绝，还有诸多礼制的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周朝的文明礼仪，这些繁复的周礼正体现了古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准则。而在战斗中不杀老人之类虽说仁义得过分，但按照周礼的精神也是很符合的，要知道，春秋前期的诸侯战斗都是要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带军队双方列阵完毕，然后堂堂正正对决，类似于“决斗”这种形式。而绝对不是春秋末期到战国，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宋襄公正是遵循周礼，等到楚军渡河后再展开决斗。这正是宋襄公的老贵族风度，胜之要武。而绝不能为了胜利使用卑鄙伎俩。否则宋襄公即便战胜楚国，也不会为中原诸侯所心服。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并不是要消灭别人，而是要让诸侯臣服、号令诸侯。而楚国属于半蛮族诸侯，不把中原的礼仪放在眼里，自然也不会按套路配合宋襄公的周礼仁义。
春秋时代，先后兴起五个霸权，史学家称为“春秋五霸”，即齐国、晋国、秦国、楚王国、吴王国。我们归纳为下列一表。 编者注：从古至今，关于“五霸”至少出现过8种说法，其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基本没有疑议，秦穆公的争议也不大，争议最大的是宋襄公、吴王阖闾、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不过，宋襄公虽有霸权之心，但实力有限，昙花一下;越王勾践起来时则已是战国初期，且其实力并未真正涉足中原，只有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父子两代王实力强大，且有会盟中原的野心，并真正实施，所以还是比较认同柏杨先生的这种排序。 每一个霸权都曾煊赫一时，但没有一个霸权能伸展到全中国——犹如19世纪和20世纪没有一个霸权能伸展到全世界一样。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周围建立势力，齐国霸权限于东方，晋国霸权限于北方，秦国霸权限于西方，楚王国和吴王国霸权限于南方。当齐国称霸时，秦国不受影响。楚王国称霸时，齐国也不受影响。齐秦两国是短期霸权，霸主身死，霸权即归消失，吴王国也不过父子两世，倏兴倏灭。只有晋楚二国是长期霸权，断续绵延100余年，斗争十分激烈。霸权决定于武力，武力显示于战争。一场大战下来，晋国胜则晋国霸。又一场大战下来，楚王国胜则楚王国霸，所以春秋时代也是国际争霸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