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也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划出了前后迥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作家队伍发生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约有一半在革命后迁居国外，俄罗斯文学分为两大板块：“国内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主体部分）和“国外俄罗斯文学”（侨民文学）。
从十月革命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文学团体林立，各种各样的新口号层出不穷。主要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7~1932）、“意象派”（1919~1927）、“谢拉皮翁兄弟”（1921~1926）、“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2~1929）、“山隘派”（1923~193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5~1932）等，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规模最大，其理论主张显示出极“左”文学思潮的逐渐抬头。在理论批评方面，20世纪20年代曾同时活跃着多种派别。如以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亚·康·沃隆斯基（1884~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弗里契（1870~1929）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
在创作领域，思想倾向与艺术风格各异的作品同时存在。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在黑与白、新与旧、光明与阴暗的强烈反差中，显示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彼得格勒的独特生活氛围。“田野诗人”谢·叶赛宁（1895~1925）的《四十日祭》（1920）一诗，提供了“逝去的俄罗斯”的鲜明形象。曼德尔什塔姆的《世纪》（1922）一诗，渗透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对历史过程的悲剧感受。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1924）把列宁看成“未来的人”的理想化身予以热情歌颂，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磅礴的气势；短诗《开会迷》（1922）讽刺苏维埃政府中那些整天淹在各种会议里的官僚主义者，成为传诵一时的名篇。
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有成就。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和法捷耶夫的《毁灭》（1925）是较早描写国内战争、正面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两部代表作品，后者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文学心理分析才能。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的长篇小说《切文古尔》（1927~1929）描写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中部某草原小城切文古尔“自发地”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故事，是“反乌托邦文学”的一部力作。在一大批肯定现实的小说作品中，作家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水泥》（1925）和作家潘菲罗夫（1896~1960）的《磨刀石农庄》（第一部，1928）是较有代表性的两部。其中，《水泥》以国民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建设为题材，《磨刀石农庄》则是第一部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长篇小说。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作家和文学创作实行统一，结果使各种文学团体、思潮、运动和不同流派荡然无存。卫国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升居首位，一批优秀之作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亚·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康·西蒙诺夫（1915~1979）的长篇小说《日日夜夜》（1943~1944）等。战后，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等作家的批判，导致了文学回避矛盾、粉饰生活、为极“左”政策唱赞歌。代表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的真正成就的是著名作家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1928~1940）和著名的作家高尔基、肖洛霍夫以及阿·托尔斯泰（1882~1945）在这个时期最终分别完成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静静的顿河》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作品。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1954年，老作家爱伦堡（1891~1967）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宣告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年12月，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们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文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争论，打破了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空气。通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强调积极干预生活，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回归。“奥维奇金派”的出现，“解冻文学”思潮的流行，“战壕真实派”的崛起，标志着苏联文学的深刻变化。
自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总的趋势是多元化，各种思潮、流派和风格的作家作品争奇斗妍，并存发展。这30多年间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弗·杜金采夫（1918~）的《不是单靠面包》（1956），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1956~1957），亚·索尔仁尼琴（1918~）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鲍·瓦西里耶夫（1924~）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尤·邦达列夫（1924~）的长篇三部曲《岸》（1975）、《选择》（1980）和《人生舞台》（1985），特别是尤·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滨河街公寓》（1976）等“莫斯科小说”，小说家兼电影艺术家瓦·舒克申（1929~1974）的中篇电影小说《红莓》（1973），瓦·拉斯普京（1937~）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3），还有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散文体小说《鱼王》（1975），艾特玛托夫（1928~）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1980）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再度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回归”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学最突出的现象。“回归文学”首先是指世纪之初白银时代、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其次，“回归文学”也是指的自20~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除了“回归文学”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另一种文学”（即“异样文学”）。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文学与侨民文学之间的界线被打破，两大文学的区分不复存在。90年代文学的基本特点是多元化。同时，宗教对文学的广泛渗透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通俗文学作品也显示出量的优势和特殊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改变着世纪末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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