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西欧、北美早期人类学者的强烈文化偏见逐渐被抛弃，而选择了一种更富于多元论和相对论色彩的观点，把每种人类文化都看作一项独特的产物，是由自然环境、文化接触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制约的。由这种研究方向便引出一些新的侧重点，即特定文化环境中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实验数据、实地考察、确切证据等等（参阅人种志“ethnography”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位学者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Franz Boas），被学术界公认为人类学研究领域文化史学派的奠基人。鲍亚士及其追随者——著名者有潘乃德（Ruth Benedict）、米德（Margaret Mead）、萨丕尔（Edward Sapir）——支配20世纪的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文化史学派对于文化资料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力图在某一特定文化的诸种不同图案、特征及风习之间，找出一个统一的表现方式。
在法国则有莫斯（Marcel Mauss）创办巴黎大学人种学研究所，把人类各个社会作为各个全面而完整的体制进行研究，认为这些社会都以保持其体制之完整性的种种方法，实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莫斯对一些观点各异的学者影响颇大，其中有法国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芮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等人。其后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发展一种严密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而芮德克利夫-布朗和李维-史陀则提出了结构主义研究方面的各项原则。功能论者强调，分析社会各种现象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解释这些现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显示的功能。相形之下，结构论者则力求论证特定诸文化中那种处于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体系或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往往透过使用各种语言和符号而对该体系仅仅保着著一种模糊的意识。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含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三个分支学科。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这专业名称的开始，是在1901年，文化人类学在美国大学作为广义人类学属下与体质人类学相对应的分支被划分出来。当时，它仅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以美国特有的”历史-相对文化学“为代表，《菊与刀》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深入和扩大，文化人类学才形成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分支的学科。在文化人类学属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遗存来复原人类无文字记载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与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同时把语言当做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民族学则主要研究各民族和各地区、社区的文化，比较其异同，分析这种异同的产生原因，认识这种异同存在的意义，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探讨文化的起源和演变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