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是一个扭转中华民族乾坤的60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探索发展进步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60年。
一、新中国60年的历史巨变
新中国60年是探索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60年，既有探索成功的欢悦，也有走入误区的痛苦。但是，历史的挫折由历史的进步得到补偿。总的说来，这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这个巨变可以从12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二）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含港澳）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三）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国家。（四）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五）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六）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的统制经济的国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七）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家。（八）由一个充斥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九）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全国人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程度的国家。（十）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管理渐趋完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十一）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十二）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
60年含辛茹苦，60年总体辉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幸福大道。
二、两个“30年”的辩证比较
新中国60年分为两个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1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简单地说，为两个“30年”。毋庸讳言，这两个“30年”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差别。
邓小平对前“30年”有两个评价。一是从新旧中国对比角度，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上述概括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作比较的。二是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指出：“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这两个评价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前“30年”的基调是肯定的。对于后“30年”，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的讲话，对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面阐发，无须赘述。
怎样看待两个“30年”的差别呢？应当注意两种倾向：一是将两个“30年”对立起来，或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或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一是将两个“30年”简单地直线化，认为后“30年”是前“30年”的直线式发展，否认后“30年”对前“30年”有拨乱反正的一面，乃转折性发展。对两者作辩证比较，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最重要的有三条：
一是党和国家实际工作中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 “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的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探索富强中国之道的基本经验，作为一个整体，解决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国体、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用什么思想作指导的大问题，是党立国、治国的指针，是团结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断奋斗的根本。
二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是探索的严重挫折。在这10年间，冤假错案遍布域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罪恶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尽管没有成为新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但在共和国危难之际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政治前提。
三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所以没有成为后“30年”历史发展的起点，就在于提出“两个凡是”，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1978年5月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引发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这场大讨论，不仅使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转变，而且为党的政治路线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开启了闸门。这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政治前提。
其次，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主要指带根本性的初始基础，即后“30年”历史发展的主要根基。
——政治制度根基。一是作为体现立国之本的人民民主专政根本制度，在前“30年”有了牢固基础；改革开放清除“左”的错误后，不断得到完善。二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前“30年”也奠定了基础，在后“30年”不断健全和完善。
——经济制度根基。前“30年”的公有制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为后“30年”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那时的制度根基，不可能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改革。与此相联系，前“30年”建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上世纪60年代前期制定的初步总结了新中国历史经验的许多条例。同样，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的基础。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能发展。不进行改革，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新局面。
——国家安全和外交方针根基。在前“30年”，这方面受到“左”的影响少些，制度层面的基础更好一些。在后“30年”，不断与时俱进，经过改革和调整某些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这方面的制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安全更有保障，国际影响更加扩大。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此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这里有三个层次：
——一是历史延续。前“30年”既然为后“30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那么后“30年”就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向前发展，将前“30年”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继续做。后“30年”无论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都离不开前“30年”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校正方向后的历史延续。前“30年”，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初步基础；另一方面又犯了长达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后“30年”首先要拨乱反正，否定“左”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回到正确方向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就是实现了这一转折，才有“30年”巨变。因此，后“30年”的历史延续，不是简单的直线延续，而是巨大转折的延续。
——三是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延续。后“30年”的发展，还有极大的创新性，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开辟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形成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哲学上讲，后“30年”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有部分质变。因此，说建国前为旧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是新中国，后“30年”为“新新中国”，就其所指是在前“30年”基础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言（不是讲社会的根本制度），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三、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基本经验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分析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0年的历史经验如此，新中国60年的历史经验，从根本上说，也是如此。因为前“30年”与后“30年”，既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后“30年”的经验就能够涵盖前“30年”。60年的伟大成就，说到底，是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前“30年”探索发生的曲折和挫折，归根结底是在理论上没有科学地回答上述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没能正确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这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这四条基本经验。
（一）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来属于常识性问题，怎么会成为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呢？一是因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二是回顾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无论胜利或挫折、成功或失误，都与是否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十分混乱。但很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党的工作失误时又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从新中国60年历史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如果说前“30年”内犯“左”的错误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清醒、不正确，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不仅清醒、正确，而且有创造性发展。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而言，新中国60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主要有三条：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强调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是强调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不完全清楚。邓小平说：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有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有四点：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纠正了过去长期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强调只有一切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即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四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活力。
（三）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里讲的党的建设，准确地说是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对它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探索，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新表述，对党的先锋队内涵讲得更全面，对党的先进性规定得更完整，更具时代精神，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二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和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能力，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了重大发展。三是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认为一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优秀分子，只要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党员条件,都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对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经过数十年来不懈努力，逐渐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等制度，对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将“四个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经验提出，其中所以将发展问题同前三个问题并列，是因为讲马克思主义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讲社会主义是改变中国走什么道路，党的问题是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发展问题是要改变中国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这四个问题是相匹配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共产党执政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艰辛探索。积几十年之经验，包括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三是实现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新中国60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仅仅是良好开端。胡锦涛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今后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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