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09-14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参考资料:根据网络搜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6-09-14
下面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我查到:
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原则:"作品的普遍价值"。
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原则:"作者的洞察力(洋人形容为刻骨铭心)"。
诺贝尔文学奖第三原则:"作者的语言技巧(洋人形容为丰富机智)"。
诺贝尔文学奖第四原则:"为中文小说和戏曲开辟了新路"。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条件是:诺贝尔文学奖只授给活着的作家。
其实评奖的标准是很难说清的,我觉得你到应该先从评奖程序上入手,似乎更能说清楚。
我记得某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南周》做了一一次报道,说的很详细。
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人获得这个奖:最重要的是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国家的太少,瑞典文就更少了。
具我所知,鲁迅先生曾经接到过邀请,但他拒绝了。老舍、沈从文都曾进入过评委的眼帘,但因为过世而没有获得。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