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搜集基础性证据。搜集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证据。这是证明受贿犯罪的前提条件。
一是要注意查清受贿主体是否具有谋取行贿人所要利益的职权,查清受贿主体依法享有的职权及职权和地位所形成便利条件的范围。
实践中,有的承办人忽视这一问题,受贿人职权范围模糊,最后由于不能确定受贿人是否具有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职便而无法受案;
二是行贿人所要谋取的利益是什么。这一问题不查清查实,容易成为受贿人辩解的借口,受贿人可以借此辩解行贿人没有利益要求,或自己没有也不能为行贿人谋求利益,所取得财物是因送礼、亲友赠予等纯粹民事法律行为而取得;
三是受贿人是否利用职便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虽然利益的实现与否不影响罪名的成立,但行贿人的利益已通过受贿人的职便得到实现的证据,是揭露受贿实质的最有力的武器。
2、收集受贿人收受了行贿人贿赂的证据。这是证实受贿犯罪的基础条件。
一方面,要收集证据证明受贿人收受的是行贿的贿赂而不是其他人的财物,以亲友合法收入为借口的受贿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这一环节做文章,把贿赂化为亲友的合法收入,财物的取得表面上看来与行贿人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收集证据证明受贿人主观上、客观上已将财物占为已有,而不是暂时持有这些财物,以借贷和转交第三人为借口的受贿犯罪,受贿人并不否认从行贿人手中拿到钱物,但辩解不是要收归已有,而是以后要归还或只是受托帮人转交,自己并不想受贿。
3、收集受贿人制造假象的证据,撕破合法伪装,揭示其受贿主观故意。
受贿犯罪分子制造合法取得财物的假象进行反侦查活动,不论行为有多么隐蔽,在客观上总会留下各种痕迹,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一是用做伪装的合法行为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受贿人制造假象,进行串供伪证的事实,这些证据的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分子进行反侦查活动的事实以及所谓合法取得财物的虚假性,通过否定财物的合法取得,反面论证受贿犯罪的客观真实。
4、同步收集证据、摧毁君子协议,深挖窝案串案。这是因为:
第一同步取证可以切断窝案串案犯罪嫌疑入之间的联系,争取时间,避免串供,取得突破案件的主动权;
第二如果出现口供不一致,可以针对情况迅速调整取证策略;第三虽然行受贿双方信誓旦旦,但案发后,双方都猜疑对方能否遵守君子协议,这时只要适时抓住双方的矛盾心理,就能击溃同盟防线。
扩展资料：
行贿罪需要的证据：
1、行贿知情人的证言，行贿知情人的证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知情人与行贿人、受贿人的关系;
行贿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金钱、财物的数量;行贿人行贿的原因，即谋取不正当利益或给予回扣、手续费的经济往来的情况。
2、受贿知情人的证言，受贿知情人的证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知情人与受贿人、行贿人的关系;
受贿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金钱、财物的数量;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或收受回扣、手续费的经济往来的情况。
物证
物证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起获的贿赂赃款、赃物;
2、犯罪嫌疑人用受贿钱款购买的物品。
书证
书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证明犯罪嫌疑人主体的身份证、户籍证明等;
2、证明犯罪嫌疑人行贿前支取钱款的银行存折、支取凭单;
3、犯罪嫌疑人行贿前后所作的笔记、日记、日历、台历记录;
4、犯罪嫌疑人购买贿赂物品的发票;
5、受贿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证明、单位职务、职权证明;
6、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批示、文件;
7、支出回扣、手续费的经济往来的合同书，履行合同的有关书面材料;
8、受贿人收取贿赂的笔记、日记记录，银行存款的存折等。
鉴定结论
对能够证明行贿人、受贿人行受贿行为的签字笔迹，应当作刑事科学技术鉴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行贿罪
可以采取如下调查取证的方法：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受贿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受贿嫌疑人在实施受贿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受贿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
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
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受贿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受贿案件中受贿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
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受贿事实。
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
“一对一”受贿案件，只是证明受贿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所以，我们在侦查受贿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受贿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
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受贿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
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
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
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
扩展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五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资料来源：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1、犯罪嫌疑人往往不供或串供。受贿犯罪是特殊主体所为，他们大多文化层次较高，社会阅历丰富，对政策和法律有所了解，一些人还担任领导职务，反侦查能力强，另外行贿人和受贿人在行、受贿之时就已经实际形成了攻守同盟，所以在犯罪前后大都存在侥幸和畏罪心理，自认为作案手段隐秘，不易被发现，只要不承认，证据不足就无法认定。
2、往往无第三人在场，缺乏直接证据。受贿犯罪，一般是“一对一”，行贿受贿表现为双方秘密行为，因为这是一种权钱交易，都不愿意有第三者介入，并且为防止犯罪行为暴露，逃避法律证据多采取“二人面对面单独交易，三人只谈事不交易”的手段，从而形成直接证据“一对一”的状况。
3、言词证据多于实物证据，可变性大。受贿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很多案件从犯罪行为的实施到案发，间隔时间长，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转移、伪造、隐匿、销毁罪证，罪证容易灭失，造成实物证据少，主要靠言词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现象。受贿案件的知情人是行贿人或者是嫌疑人的亲属和死党，或者是与案件有牵连、有利害关系的人，他们有的是对嫌疑人有一定的感恩之心，有的怕既破了财又遭受牢狱之灾，有的怕一旦如实作证而受到打击报复或影响业务等等，案件中常出现证人作证后又翻供的情况。上述原因，赞成了受贿案件证据变化大，认定困难。
针对以上受贿案件证据的特点，可以采取如下调查取证的方法：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受贿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受贿嫌疑人在实施受贿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受贿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受贿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受贿案件中受贿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受贿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受贿案件，只是证明受贿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受贿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受贿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受贿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受贿人的姓名加受贿的金额算不算行贿的证据？
追答受贿人的姓名加受贿的金额只能算是举报的信息，并不是受贿的直接证据。
追问受贿人的姓名加受贿的金额是举报的信息，这信息有没有价值，对受贿人有没有震慑作用？
宋聪聪律师
擅长: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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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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