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山流水觅知音 俞伯牙钟子期 （故事耳熟能详了）
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亲密交往和战斗友谊，
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而谈到两位伟人之间的友谊，尤其是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的友谊，不能不论及瞿秋白夫妇四次在鲁迅家避难之事。
众所周知，自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蒋介石不仅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他的统治区内，更是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惨案。20世纪30年代，其对中国文化的“围剿”，手段之卑劣之毒辣，无以形容。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前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文坛领袖鲁迅也时刻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被“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不顾，甘当他们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
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在这期间，两人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结下了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传颂的亲密友谊。
第一次避难——心与心的交流
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夫妇突然接到警报，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来不及考虑，当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考虑到瞿秋白和鲁迅的安全问题，独自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甩掉了跟踪的叛徒后也来到了鲁迅家。此时，鲁迅正巧离开上海去北京看望母亲还没有回来，到11月30日，鲁迅方返回上海，和瞿秋白聚首。二人相见激动万分，相互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的博学，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鲁迅对共产党人的关怀，对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谈论话题可谓多矣。他们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也都在朝夕相见中一吐为快，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
虽然瞿秋白夫妇和鲁迅一家相处融洽，但总归是避难，稍有不慎可能招来两家的杀身之祸。瞿秋白在鲁迅家住了一个多月，外面风声稍微有些松动，就在12月24日的雨夜，由化名史平的陈云将他接回紫霞路。秋白离开时鲁迅关切地对他说，“今晚你平安到达以后，明天叫XX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真是患难之交心相印，志同道合情意深。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及出版，就是他们伟大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
于是，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总会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从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这样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感激之至!”
《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事，也是两位巨人友谊的结晶。
这种理解的友谊是那样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逝世之后。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
从1883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问世。
四、阿里亚斯和毕加索
阿里亚斯1909年出生在距离西班牙，在弗朗哥专制时期他逃到法国瓦洛里，靠理发为生。在那里，他与毕加索交上了朋友。毕加索比他大28岁，他视毕加索为“第二父亲”。
1945年的一天，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在法国南部城市瓦洛里的一家理发店门口停下。有人摇下车窗探出脑袋叫了一声：“阿里亚斯，我们来了！”这人正是毕加索，小城弗雷儒斯有斗牛比赛，毕加索邀请理发师一同去看。阿里亚斯打发走最后一名顾客，匆匆坐上汽车。比赛完了，他们会到饭馆里饱餐一顿，并给跑堂的留下丰厚的小费。
阿里亚斯是毕加索家里的常客。在毕加索的画室里，阿里亚斯给他剪头发、刮胡子，所有这些都是在极其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一天，毕加索发现阿里亚斯徒步而来，就送给他一辆小轿车。
阿里亚斯是画家名誉的坚定捍卫者，谁说毕加索的坏话他就跟谁急。有一次，当他听到有人说毕加索是“吝啬鬼”时，他怒不可遏，立即反驳说：“对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伟人进行这种攻击是幼稚和卑鄙的，毕加索一生都在奉献和给予。”随后，阿里亚斯举了许多例子。“毕加索的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是为瓦洛里的小教堂创作的，他还捐献了一件雕塑作品，是他为我们的城市添了生机。”阿里亚斯说，毕加索一共送给他50多幅作品，理发师将这些画都捐给了西班牙政府，并在家乡建了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中还陈列了一个放理发工具的盒子，上面有毕加索烙的一幅《斗牛图》和“赠给我的朋友阿里亚斯”的亲笔题词。一位日本收藏家曾想购买这个盒子，他给了阿里亚斯一张空白银行支票，说数目他随便填。可收藏家没想到，他竟遭到了理发师的拒绝。阿里亚斯说：“不论你用多少钱，都无法买走我对毕加索的友情和尊敬。”
毕加索一生从没给自己作过画。1973年4月7日，92岁的毕加索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到大厅的镜子前，说：“明天，我开始画我自己。”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阿里亚斯听到毕加索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
五、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对我灵魂深处那些极为深邃，隐秘的探索反应比你更敏锐了。从来没有一部音乐作品的献词比我的更真诚了。他不仅表达了我的心意，也表达了你的；实际上，这部交响曲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纪念碑－－当时我正经历着一场深沉，而且在暗暗加重的精神病以及一连串不可忍受的痛苦，隐患和绝望，陡然之间，希望的曙光出现了，幸福的太阳开始在天空照耀－－那太阳就是我把交响曲献给她的那个人的化身。----摘自柴可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我相信了解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个叫冯·梅克夫人的女人。如果说没有柴可夫斯基就没有《悲怆》，没有《天鹅湖》，没有《胡桃夹子》，没有《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睡美人》等等等等，那么没有梅克夫人可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熟知和景仰的柴克夫斯基了。
梅克夫人是一位富翁的遗孀，也是一群儿女的母亲。当她听过了他的《暴风雨》序曲的钢琴改编曲，就被他的音乐所感动。在她的心里，那些音乐是那么的崇高，还有那种忧郁正与她自己的气质吻合。而她“认识”他的那年刚好是1877年，这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年。他那年结婚，却又快速仳离，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症。但也就是这一年，梅克夫人象命运的恩赐一样出现了。她自此每年给他6000卢布的经济资助，使得柴可夫斯基可以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把精力全部投入了他的音乐创作。她与他神交了13年，而这13年正是柴可夫斯基取得辉煌的创作成就的13年。
在这13年里，他们恪守着彼此的承诺，只用书信连接着他们两个人的心，即使他们曾经只相隔一片草地的距离。作曲家更是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激情为她创作了《第四交响曲》……
作曲家最后死于了一场突发的疾病，那些他留下的音乐成了世界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而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一说友谊一说爱情的故事也成了随着音乐家的名字一起不朽的美谈。似这般红颜又胜却了多少情人或知己!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亲密交往和战斗友谊，
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传为佳话。而谈到两位伟人之间的友谊，尤其是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的友谊，不能不论及瞿秋白夫妇四次在鲁迅家避难之事。
众所周知，自蒋介石政权建立之后，蒋介石不仅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他的统治区内，更是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惨案。20世纪30年代，其对中国文化的“围剿”，手段之卑劣之毒辣，无以形容。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前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文坛领袖鲁迅也时刻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被“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夫人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不顾，甘当他们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
1932年至1933年间，瞿秋白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在这期间，两人的思想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增深，结下了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广为传颂的亲密友谊。
第一次避难——心与心的交流
1932年11月下旬的一天，瞿秋白夫妇突然接到警报，说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来不及考虑，当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考虑到瞿秋白和鲁迅的安全问题，独自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甩掉了跟踪的叛徒后也来到了鲁迅家。此时，鲁迅正巧离开上海去北京看望母亲还没有回来，到11月30日，鲁迅方返回上海，和瞿秋白聚首。二人相见激动万分，相互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的博学，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鲁迅对共产党人的关怀，对马列主义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谈论话题可谓多矣。他们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也都在朝夕相见中一吐为快，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
虽然瞿秋白夫妇和鲁迅一家相处融洽，但总归是避难，稍有不慎可能招来两家的杀身之祸。瞿秋白在鲁迅家住了一个多月，外面风声稍微有些松动，就在12月24日的雨夜，由化名史平的陈云将他接回紫霞路。秋白离开时鲁迅关切地对他说，“今晚你平安到达以后，明天叫XX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真是患难之交心相印，志同道合情意深。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巨人之间的友谊，是世界上的任何友谊都没法比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才能十分敬佩，说自己总是踏着恩格斯的脚印走。而恩格斯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才能要超过自己，在他们的共同事业中，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提琴手。《资本论》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及出版，就是他们伟大友谊的结晶。
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抛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
于是，每个月，有时甚至是每个星期，总会有一张张一英镑、二英镑、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1864年，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马克思大力援助。几年后，他把公司合伙股权卖出以后，每年赠给马克思350英镑。这些钱加起来，大大超过恩格斯的家庭开支。
从马克思来说，也正是为了对刚刚兴起的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有效的指导，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才接受了恩格斯这种帮助。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
虽然他们分开了20年，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他们每天要通信，谈论政治和科学问题。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7年8月16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凌晨两点，马克思向他的战友报告说，《资本论》第一卷所有印张(一共49个印张)的校对工作，都已结束。他兴奋极了，写信对恩格斯说：
“这一卷能够完成，只是得力于你!没有你为我而作的牺牲，这样三大卷的大部头著作，是我不能完成的，我拥抱你，感激之至!”
《资本论》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事，也是两位巨人友谊的结晶。
这种理解的友谊是那样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马克思逝世之后。
马克思在病重期间，曾告诉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恩格斯能为他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做出点什么”来。当然，即使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恩格斯也会去做的。
从1883马克思逝世时起，整整十年，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工作，尽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手稿的整理、出版，补充了许多材料，重新撰写了一些篇章，使《资本论》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问世。
四、阿里亚斯和毕加索
阿里亚斯1909年出生在距离西班牙，在弗朗哥专制时期他逃到法国瓦洛里，靠理发为生。在那里，他与毕加索交上了朋友。毕加索比他大28岁，他视毕加索为“第二父亲”。
1945年的一天，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在法国南部城市瓦洛里的一家理发店门口停下。有人摇下车窗探出脑袋叫了一声：“阿里亚斯，我们来了！”这人正是毕加索，小城弗雷儒斯有斗牛比赛，毕加索邀请理发师一同去看。阿里亚斯打发走最后一名顾客，匆匆坐上汽车。比赛完了，他们会到饭馆里饱餐一顿，并给跑堂的留下丰厚的小费。
阿里亚斯是毕加索家里的常客。在毕加索的画室里，阿里亚斯给他剪头发、刮胡子，所有这些都是在极其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一天，毕加索发现阿里亚斯徒步而来，就送给他一辆小轿车。
阿里亚斯是画家名誉的坚定捍卫者，谁说毕加索的坏话他就跟谁急。有一次，当他听到有人说毕加索是“吝啬鬼”时，他怒不可遏，立即反驳说：“对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伟人进行这种攻击是幼稚和卑鄙的，毕加索一生都在奉献和给予。”随后，阿里亚斯举了许多例子。“毕加索的大型油画《战争与和平》是为瓦洛里的小教堂创作的，他还捐献了一件雕塑作品，是他为我们的城市添了生机。”阿里亚斯说，毕加索一共送给他50多幅作品，理发师将这些画都捐给了西班牙政府，并在家乡建了一个博物馆。
博物馆中还陈列了一个放理发工具的盒子，上面有毕加索烙的一幅《斗牛图》和“赠给我的朋友阿里亚斯”的亲笔题词。一位日本收藏家曾想购买这个盒子，他给了阿里亚斯一张空白银行支票，说数目他随便填。可收藏家没想到，他竟遭到了理发师的拒绝。阿里亚斯说：“不论你用多少钱，都无法买走我对毕加索的友情和尊敬。”
毕加索一生从没给自己作过画。1973年4月7日，92岁的毕加索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到大厅的镜子前，说：“明天，我开始画我自己。”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阿里亚斯听到毕加索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
五、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
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对我灵魂深处那些极为深邃，隐秘的探索反应比你更敏锐了。从来没有一部音乐作品的献词比我的更真诚了。他不仅表达了我的心意，也表达了你的；实际上，这部交响曲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它将永远是我最得意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纪念碑－－当时我正经历着一场深沉，而且在暗暗加重的精神病以及一连串不可忍受的痛苦，隐患和绝望，陡然之间，希望的曙光出现了，幸福的太阳开始在天空照耀－－那太阳就是我把交响曲献给她的那个人的化身。----摘自柴可夫斯基给梅克夫人的信
我相信了解柴可夫斯基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个叫冯·梅克夫人的女人。如果说没有柴可夫斯基就没有《悲怆》，没有《天鹅湖》，没有《胡桃夹子》，没有《叶甫盖尼·奥涅金》、《黑桃皇后》、《睡美人》等等等等，那么没有梅克夫人可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熟知和景仰的柴克夫斯基了。
梅克夫人是一位富翁的遗孀，也是一群儿女的母亲。当她听过了他的《暴风雨》序曲的钢琴改编曲，就被他的音乐所感动。在她的心里，那些音乐是那么的崇高，还有那种忧郁正与她自己的气质吻合。而她“认识”他的那年刚好是1877年，这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年。他那年结婚，却又快速仳离，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症。但也就是这一年，梅克夫人象命运的恩赐一样出现了。她自此每年给他6000卢布的经济资助，使得柴可夫斯基可以辞去音乐学院的教职，把精力全部投入了他的音乐创作。她与他神交了13年，而这13年正是柴可夫斯基取得辉煌的创作成就的13年。
在这13年里，他们恪守着彼此的承诺，只用书信连接着他们两个人的心，即使他们曾经只相隔一片草地的距离。作曲家更是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激情为她创作了《第四交响曲》……
作曲家最后死于了一场突发的疾病，那些他留下的音乐成了世界音乐史上不朽的杰作，而他和梅克夫人之间的一说友谊一说爱情的故事也成了随着音乐家的名字一起不朽的美谈。似这般红颜又胜却了多少情人或知己!来自：求助得到的回答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21-03-11
羊角哀 左白桃-----生死之交
于伯牙 钟子期-----知音之交
廉颇 蔺向如-----负荆之交
孟良 焦赞 -----永伴之交
刘备 关羽 张飞---桃园之交
管仲 鲍叔牙 ----同命之交
忽子 公子寿 ----- 患难之交
程樱 公孙杵臼----拖孤之交
另外还有别的说法,例如:
刘备 诸葛亮------鱼水之交
介子推 重耳(晋文公)----切肤之交
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一百单八将--------忠义之交
以秦叔保 罗成为代表的贾柳楼四十六友----- 合志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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