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百科名片
杜甫画像杜甫(712~770) 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4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官至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代表作有“三吏”、“三别”等,有《杜工部集》传世,纪念地有杜甫草堂、杜甫墓、杜公祠、杜甫公园、杜陵桥、杜陵书院等。
杜甫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世称老杜,与李白并称为“李杜”[有时候也称为“大李杜”,以区别于“小李杜”],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死于耒阳市,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还有成都杜甫草堂。
杜甫一生坎坷,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
[编辑本段]杜甫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后世被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而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编辑本段]杜甫死因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翻阅教科书及各类词典在谈到杜甫的死因时,大多说杜甫是病死的,然而最具权威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二)(游国恩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则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七七○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文中没有提及死的原因,但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一、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是这样写的:“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页)。
[编辑本段]个人影响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汉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712—770),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他出生在襄阳(河南巩县)的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但他一生经历坎坷。
他七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二十岁起,开始了先南游吴越,后游齐赵。十年壮游期间,他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他参加了由唐玄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人录取。从此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陕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属安顿在富县羌村(陕西境内),只身投奔在灵武(甘肃省)即位的肃宗。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陕西省凤翔县),授官左拾遗。不久因上疏救房玉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 三别” 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他抛官弃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编辑本段]杜甫思想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编辑本段]三吏三别
“三吏”、“三别”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唐大历四年(769年),杜甫由湖北入湘,登岳阳楼,游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至耒阳,次年四月病故。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 杜甫在耒阳游岳庙,“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馈送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葬于杜甫墓。
史传论述《新唐书·杜甫传》作者:欧阳修 宋祁 摘自《艺文传》
杜甫起初在长安的几年,由于得不到任用,后来加之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他有个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他每每前去走动,但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作《示从孙济》“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杳,且复寻诸孙。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便是遭遇“宗族”冷落后凄凉心境的表露。 当然也不乏好友相助。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其实从那时起,杜甫就有意无意地过起了到处乞讨的日子。其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便是他这段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幅寒酸相,杜甫自己还不觉得,倒是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送了一个头上装饰品过来。
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到成都,一家人先是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小儿饿得实在是扛不住了,也就顾不得父子之礼,冲着父亲一阵怒吼,叫他赶快到邻居那里去讨口饭回来吃。没有办法,当过几天小官的杜甫实在拉不下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拉下面子,给老乡、彭州刺史高适发出求援信:“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他,邻里又送他些小菜,使他免却了无米之炊的困苦。杜甫有诗为证:“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镇蜀的剑南节度使严武慕杜甫之名,举荐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就是这样来的。朋友尹裴冕还为他在浣花溪上游选择了一块风景不错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茅屋,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草堂。 公元765年,严武病故后一个月,杜甫携妻儿乘船东下,离开了成都。六年后,据《旧唐书·文苑本传》:“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有九。”大致情况是,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当地县令用小船将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杜甫过着近似于乞丐生活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时运不济。那今天的俗话说,就是有些背时。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公元747年,风流天子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三十五岁的杜甫才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愿,据说是奸相李林甫害怕贤才入选不利他把持朝政,于是从中作梗,搅了局,致使无一人及第,反而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段贫困的羁旅,被他自己写进了一首题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也是杜甫当乞丐的开始。尽管长安的日子苦是苦了些,但他依然舍不得放弃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不断向权贵投诗,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和任用。公元751年,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却命其待制集贤院,结果一等就是整整四年,最终还是没了下文。好不容易当了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以为自己从此就要飞黄腾达了,不料仅仅一月之后,安禄山造反,打乱了他的计划。保命要紧,大家一窝蜂地逃出了长安。公元757年,郭子仪率兵收复了京师,杜甫随唐肃宗及其百官回到了长安。这一阶段,他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他不知明哲保身,偏偏要替在平乱期间老打败仗的宰相房绾说好话(因为房绾在平日里对他很关照),遂得罪了唐肃宗。公元758年5月,杜甫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之类的小事,以后就再也没爬上去过。
二是性格“褊躁傲诞”。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宋祁说的。宋祁认为杜甫的性格遗传自其爷爷杜审言,即“褊躁傲诞”。《唐才子传 ·杜审言》也说他“恃高才,傲世见疾”。杜审言是进士,也是诗人,还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兄弟的座上宾。《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大言不惭地说过:“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甫比他爷爷来毫不逊色,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有所记载,杜甫曾自夸:“使昭明再生,吾当出刘,曹,二谢上。”爷爷狂,人家还不得不买帐,杜甫狂,却狂得不是时候。《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由此可见杜甫对严武是却不大领情的。见到严武,他不戴头巾,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喝多了,发起了酒疯,他居然站到严武的宝座上,瞪着眼睛怪模怪样地说:“严挺之竟有这样一个儿子啊!” 人家严武是何许人也,堂堂封疆大吏,凶暴勇武,自然会心生怨恨。《新唐书·文艺上》载述:“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说来也怪,要不是严武出门准备去杀杜甫的时候冠被帘钩了三次,才有人趁机告诉了他的母亲救杜甫,杜甫十条命只怕也丢了。章彝就没那么好运。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严武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杜甫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他的,有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后来严武虽没杀他,但对他的接济自然也就少了,最终严武一死,杜甫也待不下去了。
三是自视清高,高不成低不就。《新唐诗》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仕途上,杜甫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他自己耽误了。公元755年,四十四岁的杜甫忽然收到朝廷的一份委任状,要他去当河西县尉,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追捕盗贼,而且河西荒凉偏僻,杜甫觉得太苦,不肯上任。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帮了他的忙,进行了通融,朝廷转而让他当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虽然也是个芝麻官,但处于长安附近,容易交往,晋升的机会显然要多一些,于是他就接受了,总算走上了仕途。因房绾事件而降官后,本来嫌官小的他干脆不干了,拍屁股走人。当年的许多文人日子过不下去了,都可以开馆授徒靠束修度日,杜甫不干,一心只想当官,却总不能如愿。
北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清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亦云:“诗穷而后工。诗之必穷,而穷之必工,其理然也。”“穷而后工”成语字典中对它的解释是:旧时以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正因为有过乞丐一般的生活,杜甫才能够写出不少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来,最终被人称为诗圣,客观地看文人当乞丐真的不是一件坏事。
2、杜甫的诗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一直想当他的诸葛亮),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所有这一切,确立了杜甫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的地位。
阅读杜诗,总是被那沉郁顿挫的诗风深深的感染着,被作品中根植于现实的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深厚洋溢的人道主义深深震撼。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王安石、陆游、苏轼、文天祥等对杜甫诗中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真正能做到结合个人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写出一首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现实写照的诗人,使他们成为无愧于祖国人民所十分需要的诗人。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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