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有着同西方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特色，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政府在各方面都有极为强势的影响力，中国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单一的强大的集权制政府是可行而且必然存在的。这导致了东西方封建社会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样的不同显示在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而最鲜明的则表现在社会经济领域。
东西方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货币与工商业的发展。自古以来，西方的货币标准就是以金、银等贵金属为基础的，银币主导了国内贸易，而黄金则通常用作国际贸易的货币标准。因为黄金本身价值很高且保值能力极佳，西方封建社会又始终处于一个分裂竞争的状态故而缺乏统一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干预，所以黄金自然而然成为了不受任何国家或领主控制的价值尺度。这样不被任何人控制却能被任有人拥有的黄金与宗教一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虽然一直被宗教所鄙夷，但黄金对人们的现实意义却远比虚无的宗教更大：黄金代表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为你效忠的军人、名望、政治影响力…足够的黄金可以换取人间存在的的一切。
而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早有诸如“孔方兄”之类的论，但更让人耳熟能详的，则是另外一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就可以得到优质的生活，而具体优质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你在官僚集团中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了。
两者的结果何其相似，但手段却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试着将两者做个比较，就不难得出“西方封建社会中的黄金=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权力”这样一个有趣的等式。然而这一等式也生动地指出了东方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权利本位制。
直到今天，这两种本位制依然分别在东西方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黄金依然有着远超任何主权国家发行的纸币的的稳定性，而权力——无论如何解读——在中国依然意味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崇高的社会地位。
在秦统一六国，首次在全国发行统一的货币，即我们所知的圆形方孔钱，从此之后的两千年间，圆形方孔钱等之类的青铜币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基础，直到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才成为和青铜地位相当的流通货币，但白银并不能被称为贵金属，而在先秦时期，也不曾出现过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体系。而以青铜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明显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社会商品流动和贸易，更妄论货币本身的集散，故而，他的长期存在正是我国工商业长期不发达的证据。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种似乎与经济规律背道而驰的现象恰恰表明了政府对于经济的绝对主导作用和极为强势的影响力，具体则表现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或中央政府对青铜币的价值和纸币的价值的任意干涉和规定上。
理查德·冯·格拉恩在《纸币的起源》中曾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本文引用如下：西方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要。
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政府拥有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权的大背景下，调节货币供给自然成为了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故而“法定货币”这一西方近代出现的概念实际上早早就在中国得到了实践。
在经济学中，法定货币是指不代表实质商品或货物，发行者亦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货币本身并无内在价值。也就是说，当纸币产生之后，法定货币实质上就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流通的纸币。
由法定货币的定义可以看出，法定货币实际上就是以国家信誉为内在价值的本身价值平平甚至没有价值的货币。我国古代的货币思想虽在精神上与法定货币概念有区别，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有着相同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青铜币体系视为特殊的“法定货币”体系。也正是“法定货币”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特殊环境下的的实际存在，使得纸币在工商业并不发达的中国有了产生的基础。
我国最早出现的纸币是宋朝的交子，地点则是四川成都。
唐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历史上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最混乱的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从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的54年之间，华北和中原地区遭受了军阀王朝之间无数的战祸和少数民族的掠夺，但盛唐的辉煌依然在长江以南和四川得以延续，北方流民的涌入、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南方政局的相对均势使商业繁荣受到的打击大为减弱，同时，唐王朝使用的货币因其灭亡而无法供应，以致货币渐渐短缺，于是各国都不得不开始进行自己的铸币活动。由于当时跨地区贸易的活跃，担心足值硬通货流失的各国统治者纷纷降低青铜币的成色，加之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缺少铜矿，许多国家干脆就用铁或者其他价值更低、储量更大的贱金属铸造货币，例如后梁开平年间铸“开平通宝”大钱和“开平元宝”，后唐的“天成元宝”，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北燕“应圣元宝”等等，这些货币铸造材料基本为铁或铁铅合金，同时铜币也大多使用较便宜的黄铜因而成色不高，完全依靠其所在国家政府的统治力来维持本身的购买力，所以往往一出本国国门就变得毫无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各国国内市场货币供给的充足和购买水平的稳定。
蜀王国统治下的四川由于地理上比较封闭和封建农业经济体系的自给自足特点，从而成为了典型得自给自足型的地区：经济相对独立，政局稳定。四川地区不仅在唐朝中前期已经发展为发达的经济中心地区之一，并且也没有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因而内部经济运行比较良好。同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下，四川的丝绸和茶叶作为需求量很大的出口商品也为蜀王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这些都使四川地区可以享受较充足的货币供给。但到公元950年，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和战争导致的商贸破坏，迫使蜀国统治者孟昶下令制造铁钱，以补充铜钱供给的严重不足。这样，蜀王国创造了铁钱与铜钱并行的双重货币体制。
而当公元965年，王全斌率宋军攻破剑门关进入成都后，因为宋朝政府也缺乏足够的青铜币供给流通，所以他们没有改变四川已有的铜钱铁钱并行的体系。到公元979年，完成了全国统一并且经济实力有所恢复的北宋政府开始在四川实施恢复铜钱的计划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单一货币体制。北宋政府要求一成的税款必须用铜钱来支付，并在之后的十年中每年增加一成。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可以使铁钱逐渐失去承认度，退出流通领域。但由于四川地区铸造铁钱近三十年，相对其经济运行的规模而言缺少足够的铜钱，所以这一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为了交税，人们想方设法争先恐后地获取铜钱。使得铁钱对铜钱的兑换比率大幅增加，造成市场混乱，物价震荡。三年后，北宋政府承认了恢复铜钱计划的失败并放弃了在四川地区恢复铜钱的设想，在四川保留了铁钱的货币地位。但铁钱只能在四川地区范围内流通。
但四川铁钱本身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内在价值低，在铜铁并行的体系下，铁钱的购买力受到很大限制，许多人不得不拿着比自己要买的货物还要重得多的铁钱去购买所需商品。
铁钱价值低的另一个后果是铁钱的价值难以稳定，很容易被操纵贬值。993年，被铁钱的大幅贬值和贪腐重税剥削的四川地区爆发了著名的王小波起义，这场历时2年的农民起义最终被镇压，但起义军一度占领成都并控制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当宋军重新控制四川地区后，随机出现了硬通货的短缺。加上大量的货币需求如果使用铁钱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为不便的，一些商人便开始使用一些私人票据以代表自己的可兑现硬通货，并用这些票据来进行交易。这些票据就是交子。
但用票据进行交易并非四川商人的创举，早在唐朝贞观年间，，便已经有了“飞钱”。这种服务也是因为铜钱不易跨地区运送而创建。政府在长安建立柜坊，商人在那里存入铜钱，取得票据——即“飞钱”——再于商品购买地换成铜钱进行交易。宋朝时将飞钱更名为便钱，于公元970年在东京设立了便钱务，并扩大了存入的范围，接受人们的黄金、白银、硬币或者丝绸存款，然后折算成铜钱开出票据。（这其实也可以看做青铜币本位制存在的证据。）但这样的票据更类似于支付凭证或者汇票，不能在实际中充当交易媒介。
追答看样子你没有收到我的回复http://wapiknow.baidu.com/question/1446671322814494540.html?uid=9E68B272662F3F7F8CFF19F76C4D2BE7&ste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