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古时还是现代，人们议论进谏，往往赞成讽谏，贬低直谏，这种说法大概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讽谏、直谏，是一样的，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伍举使用隐语进谏，楚王荒淫放纵更加厉害；茅焦解开衣服，正言进谏，秦帝立即省悟过来。讽谏当然不能一概赞成，直谏也不能轻易贬低的。所以我说：只看使用的方法怎么样罢了。如果能掌握适当的方法，那么君主比夏桀、商纣还稍强一些，我进谏一百次他会听从一百次的，何况是虚心纳谏的君主呢？如果不能掌握适当的方法，那么君主比唐尧、虞舜还稍差一些，我进谏一百次他会不听从一百次的，何况是拒绝忠言的君主呢？
情况如此，那么什么方法才可以呢？答道：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就像古代游说诸侯的策士那样就可以了。那般游说诸侯的策士，靠着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助成他的诡诈；我要进谏君主，靠着机智、灵活、勇敢、善辩助成我的忠贞。让我全面论述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吧！周朝衰落，游说之风在诸侯各国间兴盛起来，从此以后，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人物。我只是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进谏君主而被听从的仅有百分之一，游说君主而被听从的却占十分之九，进谏君主因而丧命的比比皆是，游说君主因而丧命的却没有听说过，然而触犯君主的禁忌，戳到君主的痛处，有时游说比进谏还严重呢。由此可知，关键不一定在讽谏上，而一定在方法上。
游说的方法可供进谏时取法的有五种：讲清道理开导他，从形势上禁止他，使用利益引诱他，刺激他以便警醒他，含蓄委婉地讽谕他，这些就是所说的五种方法。触龙认为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眨眼之间长安君就出国做人质去了；甘罗拿武安君死在杜邮这件事诘问张唐，张唐答应去做燕相并且定了出发日期；这些就是讲清道理开导他的事例呀。子贡用忧虑国内就不应征伐强国来指教田常，于是齐国就只好不征伐鲁国了；武公用麋鹿披上虎皮，必将招来众人攻击威胁顷襄王，于是楚国就不敢谋划进攻西周了。这些就是从形势上禁止他的事例呀。田生用万户侯打动张卿，(让他按照吕后的意图暗示群臣，请求封吕后为王，并且建议吕后加封刘泽，巩固吕的地位)于是刘泽被封王了；朱建用富贵引诱闳孺，(让他劝说惠帝释放辟阳侯)于是辟阳侯就被赦免了。这些就是使用利益引诱他的事例呀。苏秦用韩国本是大国，却落了个“牛后”的名义羞辱韩惠王，于是韩惠王手按宝剑，仰天长吁一声；范睢用四大贵人独断专行，秦国简直等于没有国王耻笑秦昭王，于是秦昭王跪下请教。这些就是刺激他以便警醒他的事例呀。苏代用土偶人至死不离故土的故事讥笑田文，楚国射雁猎手用弋射诸侯鼓动顷襄王。这些就是含蓄委婉地讽谕他的事例呀。以上五种，都是见解偏颇、不够公平的说法。虽然如此，由忠臣来运用它，完全可以成功。什么缘故呢？讲清道理开导他，君主即使昏庸，也一定会醒悟；从形势上禁止他，君主即使骄傲，也一定会害怕；使用利益引诱他，君主即使怠惰，也一定会振奋起来；刺激他以便警醒他，君主即使懦弱，也一定会坚强起来；含蓄委婉地讽谕他，君主即使凶暴，也一定会接受意见。醒悟就会明白，害怕就会谨慎，振奋就会勤劳，坚强就会勇敢，接受就会宽厚。辅助君主的正确方法，全在这里了。
照我看来，从前做臣子的，提出意见必定听从，治理政事必定成功，没有谁比得上唐代魏郑公。当初，他其实学的纵横家的学说，这就是所谓能掌握适当方法的人吧？唉！龙逢、比干进谏国君，招致杀身之祸，也不能称为好臣子，因为他们没有苏秦、张仪的得力方法；苏秦、张仪游说国君，取得功名利禄，可是不免被人讥为游说之徒，因为他们没有龙逢、比干的耿耿忠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肯定并学习他们的心地，但是却不肯定并学习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肯定并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却不肯定并学习他们的心地，以便供进谏时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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