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8
文安三十多岁了，一直未婚。他中专毕业后，在市里做了几年空调维修工，用积攒下来的钱，在县城医院旁开了间小旅馆。
房子是租来的，重新粉刷了墙壁，维修分布好水电，备好简单的床和衣柜。别的都可以将就，唯独冰箱要大而好用。住店都是来看病的，要冰箱放药。
开店一段时间，文安才知道做这行的苦：常有穷横穷横的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地来硬住。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唬得文安不敢要钱。还有实在熬不下去，来店闹自杀的。
上次幸好发现得早，咽气前送去医院，否则脏了房子，没法向房东交代。
自杀的是个小媳妇，终日脸色苍白，掩不住曾经的秀美。文安听人说，她得了白血病。之前男人还来看她，陪在旅馆住过几天，后来不见人影了。
小媳妇拖着病体，回老家找人。他家父母低头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儿子去向。两人结婚快十年，还没有孩子。老人早不待见她了。
小媳妇父母死得早，两个哥哥各顾各，指望不上。从老家回到旅馆，她再不愿出门，偶尔听见从窗外传出的哭声。文安想上楼去安慰，可孤男寡女的不方便；想“劝”她回家，又做不出来。
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之时，小媳妇连遗言都没有，只在裤兜留下一封写给文安房东的道歉信。
“你看，月亮在走。”坐在河边草地上的她，指着空中明月，兴奋地说。
月色洒在她清丽白皙的脸上。惠明看着她的侧脸，想像以往那样吻过去。
可今天不行，起码现在不行。他望着在云间穿行的月亮，幽幽地说：“那是云在飘，看起来像月亮在走。”
“我知道，这是参照物的作用。世间万物，都是相对面言，是吧？“她一直盯着夜空，没看出他眼里的犹豫。
“是的，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对你来说，我算什么，他呢？”他转头看着她的脸，眼光难有温柔。
她愣了一下，大大的眼睛暗了下去。“他？他是谁……青彻吗？他又在搞什么，给你写信了？你相信他说的话？”脸色刷白的她，瞪着眼睛追问。
“我要你解释清楚。”
“既然你不相信，又何需解释？时间会帮我证明一切。”她把头埋入两腿膝盖间，犟脾气上来了。
惠明把手搭在她肩上，轻声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去。”
“你……好！”她站起来，强忍眼里的泪水，向回家的方向跑去。
四周安静极了，河面泛起粼粼惨白。惠明看着暗下去的夜空，发觉月亮真的走了……
木棉父母生得多，他们把四岁半的她送给了远房亲戚。
五十年后，父母在遗嘱上留给她部分遗产。她用这笔钱买了把最昂贵的吉他。她不会弹，也没打算去学，只是把吉他挂在书房的一面白大墙上。
老公和儿子都嫌它碍事，认为她早该过了如此任性的年纪。可她乐意坐在书房，托着下巴细细看，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一把吉他。
如果天气晴朗，黄昏时候，会有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到墙上，像明亮的光带缓缓移动。她黑黑的眸子情不自禁地随着阳光，停在吉他。
吉他上的灰尘，在阳光下像渡了层金粉。让她感觉特有厚重感，厚重得足以灰封某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十八岁那年，他与认识半年，大自己十二岁的女人私奔了。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小镇，租个破旧的房子住了下来。
他在那个“熟”得甜滋滋的女人身上学会了一切：从迫不及待地想死在一起，到怀疑厌倦，再到彼此反感恶心。
二十岁那年，他们无法再忍受对方，吵过一架，心平气和地分开了。
临走，女人给他一条自己亲手打的灰白围巾。他留给女人绝决的修长背影。
再遇到那个女人时，他仍年轻，风度翩翩。她已成了老妪，满脸沧桑，慈祥地冲他笑了笑，牵出嘴角更深的皱纹，没说任何使人难堪的话。
他默默回家，找出从没用过，一直压在箱底的灰白围巾，举在洒满阳光的窗前，仔细地看。
已有虫眼的围巾，透出岁月洗礼后的宁静……
我家对面楼的一楼，住着位很英俊赋闲的老头儿，英俊到凡是见过他的中老年妇女都不能自已。容易让人猜想他背后的故事。
他家是临街旧居民楼，窗户打开就可以是很好的门市房。对着热闹的主干街道，旁边有个人来人往的公交车站。如果开成门店，一个月租金抵得过他半年多的工资。
一楼的其他房子几乎都成为了店面。大家对还有一户住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感到纳闷。大半年工资不如隔壁一个月房租，竟然不租？
左邻右舍问他原因，支支吾吾的答非所问，说这是资产阶级。
好多人觉得可惜了，老敲门问。老头被问得烦了，在窗户木框上贴了张纸条，用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不租！”感叹号下面摆着几盆开得正艳的兰花。
老头一个人冷清清住在旧房。年轻时候的他挺不“省心”，能接二连三地闹出点风流韵事。
他那长得清秀可人的老婆也不当回事。每次别人旁敲侧击想探出点话题，她都笑而不语，点头哈腰，敷衍了事。
邻居们认为她是日本女人，是日本遗孤。看着与我们中国人没两样。可她轻易不多说句话，也不与邻居们来往。
两人结婚四十多年，无儿无女。临老了，女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日本那边续上了联系，扔下老头自己回了日本。邻居们觉得过了一辈子，竟然如此生分，也因为她是日本鬼子。
知识分子娶了日本女人做老婆，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里遭多少罪？可想而知。
听说没有子女，跟被批斗坏了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关。
某日，老头随夕阳旅行团出去几日游。有个退休美术老师，高铁上和他邻座聊天，很快就放弃了艺术家的矜持，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年龄，收入和积蓄，以及没有老伴。
她的样貌很好，气质保存得也不错。可老头微微笑着说：“老了。一个人过挺好！”
一脸尴尬的她猜想，他就是喜欢年轻女人而已，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许多年过去了，老头家窗口的兰花依然来得格外好。他坐在窗前，让透过窗纱照进屋的阳光洒在身上。有时手捧着本书，打盹的时候书掉到地上，他家的猫眯着眼看看，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像放飞的小鸟，雀跃地跑出课室玩去了。君怡迫不及待地来到班级图书角，取出还没看完的《窗边的小豆豆》啃了起来。
还在讲台前收拾书本和粉笔盒的老师，看着君怡，张了张口，把喊她出去走走，别让眼睛太累的话咽了回去。老师知道，只要她一走，君怡又会捧起书，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我遨游。
学校图书室有几万册书。全校48个班，每个班轮流去图书室阅览。这对爱看书，家里又没条件提供书籍的孩子来说，是件痛苦的事。君怡是其中之一。
君怡的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成天忙于生计，还要照顾三岁的弟弟和卧床静养的奶奶，无暇顾及君怡的学习。幸好她接受知识的能力比同龄人快，学习成绩还不错。
大家给特别爱看书的君怡取了“书虫”的外号。书虫在家找不到一本可看的课外书，只好回学校向同学们借。借得同学们都烦了，就鼓起勇气向老师借。
老师们喜欢爱看书的学生，这点她比谁都清楚。
有天，班主任在课前和同学们商量：能否在班里成立图书角？用班费买一个小书柜，每位同学从家里拿几本好书回来放入书柜，供同学阅读，由专人保管登记。书柜的书每3个月换一次……
书虫两眼放光，满脸通红地看着老师，想到家里的情况，欲言又止。
老师知道她的难处，继续微笑说：“家里没书可以提供的同学，平时负责整理书柜就可以。我向学校图书馆借些书，也在家拿十几本适合大家看的书回来。”
同学们在激动地讨论拿什么好看的书回来，谁做图书管理员时，只有书虫抿着嘴，眼含泪光地看着老师……
某三甲医院，医生正指着墙上的腰子图，神情凝重地向站在他旁边，脸肿得像发酵面团的中年男子，讲解从现在到尿毒症的路径。
讲完后扭转头，不解地问：“为什么这把年纪就厌世了？糖尿病拖了四五年不治，还敢天天喝大酒？”
他低头闷声不响，嘴角扯扯，面无表情地走到医院走廊的凳子，坐着一遍遍翻看手机通讯录。
和老婆好几个月没说过话。儿子青春叛逆期，不是粗着脖子翻白眼，就是坐在房间玩游戏。爸妈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幸好近于痴呆，避免了突如其来。
抬头看来来往往的人，他苦笑摇头，仿佛天地之间，只剩自己和手里的病历本。
不知过了多久，夕阳带走天边最后一抹云彩，夜色围拢上来。他穿过深得似乎走不到头的走廊，到附近菜市场买了满满一兜黄瓜，晃悠悠地走着……
这枣树在他出生前就有了，高高地耸立在前院，每年初秋都能结下几筐甜枣。除去家人吃的和分给邻居外，还能剩下晒成干枣。
有一年，枣树花开不少，果子却结得不多。枣子泛红了那会，他用长竹杆打落几个，在衣袖上擦了擦，一口咬下，竟苦涩难咽，没了往年的脆甜可口。他觉得蹊跷，围着枣树转了几圈，发现树干上长了几个大疙瘩，像小时候长在头上的热脓包。
说来也巧，一个月后，他的父亲被诊断出肿瘤晚期，大约只剩半年时间。
他在医院愣了好久，猛地抓住医生的手，问怎么办？医生同情地劝他把父亲接回去，尽可能满足老人的心愿。
茫然不知所措的他，坐在医院走廊整理思绪，硬是没在老父亲面前露出一丁半点。
老父亲以为自己没多大的事，还和往常一样种菜养鸡，抱着孙子满村转，偶尔吃几片止痛药。
他看着院里枣树上的疙瘩，心里眼里都不是滋味，觉得那是父亲身上的肿瘤。拿起斧头和梯子，他使劲砍下树疙瘩，坐在院里久久发呆。
妻子理解他的心情，心疼地看着他摇头叹气。父亲回家见了被砍得坑坑洼洼的树干，拿起扫把抽他。他看着父亲老如干枣的脸，苦笑着躲了又躲。
三年后，他的父亲走了。
他常望着枣树的刀疤，不由自主地想：如果不砍掉它的疙瘩，父亲的肿瘤是否能成功转移到树身上？如果父亲没有生那场气，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天？自责如枣树，立在他心间……
晨曦微露，云南东川的某个村落醒来了。它在晨雾缭绕中，在第一缕阳光的映照下，清晰明亮。早起的人们戴着草帽，挥动锄头或铁锹，忙碌在调色板一样斑斓的土地上。
只要信步走出村外，便可见一棵大榕树显眼地耸立于平原。榕树努力地往四周伸展，像一把极力张开的伞。镶嵌在清山绿水间的村庄木屋，如一位岁月老人，端坐在广阔的田野前，目光深邃的望着远方……
我向榕树慢慢靠近，远见树下围着一圈人，他们正用手中的“长枪短炮”，从不同的角度，对着老人与趴在他身边的黄狗，咔嚓咔嚓地忙碌着。
老人大约有七十多岁，满脸的纵横交错，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头上裹着当地农民习惯用的头巾，穿黑衣布鞋。手拿长水烟杆，灰白色的烟袋长长地垂挂着。大黄狗温顺地呆在他身边，眼睛嘀溜溜地看着过往的人。
多么美的场景，好熟悉的画面，似乎在哪里见过？眼睛忙不过来的我，在心里犯着嘀咕。
路过的农妇担着刚拔出土的萝卜，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对我扬了扬下巴，说：“你也过去拍照呗，给10元就可以。”
看我一脸疑惑，她接着说：“几年前，有位导演来我们东川拍电影，老李头和他家大黄狗上了镜。电影播出后，来我们东川的客人多了。老李头也出了名。他天天就坐在那，摆好姿势让人拍照，不用下地干活了。一天能挣好几百！”
我转身看着皮肤黝黑，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大娘说；“大娘，我给您拍照，说不定哪天也出名。”
大娘像小女孩一般羞红了脸，忙拢了拢散乱的头发，扯下挽起的裤腿，小声说：“我不收你钱，只要你把东川拍得美美的，觉得没白来就行。”
我迎着阳光，跟在大娘身后，举起相机，拍下她走在田埂上的动人画面。
他长得高而壮，足有一米八九，是体校打篮球的，具有进入省队的能力。
那是他人生的顶峰，天天走路带风，眼里闪着亮光，对相貌平平的女子和同年人都不屑一顾，耻于交往。
现在他是后街饭店的厨子兼老板，会低声下气地奉承警察和城管，能用讨好的语气跟酒鬼喝酒聊天，以免他们把店里仅有的五张桌子砸了。见客人进来，忙拿菜牌点头哈腰地展示热情。
每天夜里，客人离开，他便手脚麻利地搞好卫生，打开电视看篮球赛重播，用内行人的眼光评判，以旁观者清的口吻，自言自语地评论一番。
一盏落满灰尘的吊灯，明晃晃地挂在头顶。稀疏灰白的头发像几根杂乱的枯草，在灯光下垂头丧气。
从往昔沉浸中回过神的他，慢悠悠地关上店门，听着小巷的寂静，在昏黄的路灯下踩着自己长长的身影，向空无一人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