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总理的原子弹之梦
1945年 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莫斯阿拉莫斯大沙漠中心的核试验场上，一个安放在10余米高铁塔上的世界第一个核裂变装置被准时引爆。它在爆炸瞬间所发出的蓝白色的强烈光芒，甚至比太阳还要明亮和耀眼。它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更是令人胆战心惊，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人类第一次目睹了核能释放出的令人生畏的力量!
1945年 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先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在这两座人口加起来不过60万人的小城市中，仅在核爆炸的瞬间，就有10万余人当场死亡，伤者则达23.7万余人。这是人类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惟一的一次使用核武器。
以那以后，各大国竞相开展了核武器研究及核试验，而苏美两国之间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尽管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但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核国家胆敢再次使用核武器。于是，核武器几乎成为了一种只能拥有却不敢轻易使用的战略威慑力量 。一位核物理学家曾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了这个星球上一种最强硬的外交语言。”
1953年秋季的一天，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曼来到了总理本一古里安的办公室。魏茨曼曾是一位世界水平的著名化学家，他此次拜访的话题也紧紧围绕着原子这一微观世界。
他向本—古里安问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这位以色列开国总理被问得莫名其妙，他不明白此时总统先生提出这种常识性问题究竟是何用意。
“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总统自问自答道，“那么现在再请你猜一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究竟占了多少?不知道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百分之二十!”
“那么，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本—古里安问道。
“这个问题还是靠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魏茨曼总统说完，便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于是，以色列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这次会见，便成为以色列核计划的诞生之日。
本—古里安总理尽管没有魏茨曼那么专深的核专业知识，但对于核能重要性的认识却也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开展核研究就已成了本—古里安梦想的目标。不仅核能的和平利用可弥补以色列因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而造成的先天不足，核力量还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真正独立。他认为，以色列只有拥有了原子弹这张最具威慑力的“王牌”，才有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的包围之中，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1953年 ，以色列内阁成立了由8名成员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核委员会主席由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但任。伯格曼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伯格曼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着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就这样，当世界上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三个国家拥有原子弹，而法国也只是在1952年底才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之时，建国才 5年、又是世界最小国家之一的以色列却也瞄准了这一崭新领域，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跨进世界少数核国家之列了。
只要有机会，本—古里安及其科学、军事和政治顾问就会考虑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后，便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工程手中，得到了一座5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反应堆被安装在了特拉维夫以南10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不过，该反应堆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且规模太小，因此根本不可能被派上军事用场。
从那以后，本—古里安就一直在考虑购买一座大功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当时美、苏、英三国实行核垄断的情况下决非易事。但是不久，他们便发现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它就是也正在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法国人。
以色列同法国早在美国人提供第一座核反应堆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核合作关系。当时，法国人想尽快成为核国家，但却苦于得不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核研究领域人才济济的以色列，则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以色列向法国人提供了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成果，譬如从磷酸盐(以色列内格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以及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这些公式对于核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没有料到以色列竟然拥有如此之高的核研究水平，并且又表现得如此慷慨，作为回报，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在法国人看来，以色列人的兴趣不过仅限于核物理的理论研究而已。
之后，以色列又试深着向法国人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但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但以色列人却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寻找着机会。
1956年 2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开始执政，总理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这样便与同样坚决反纳赛尔主义者的以色列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本—古里安的主要助手、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看准了这是一个机会，便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与巴黎之间。而他的每次巴黎之行，都要谈起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
9月21日，在巴黎以北100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佩雷斯会见了正忙于策划进攻埃及的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会谈中，法国人希望以色列军队能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而以色列人则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帮助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法国人被以色列将会助战的许诺哄住了，布歇—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蜜糖块”交给了以色列人。
1957年 5月下旬，居伊•莫勒政府垮台，伯格曼•莫努里当上了法国新总理。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内阁频繁换届，使以色列人感到庆幸的是，莫努里决心要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实现他的承诺。在莫努里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会议最终于1957年10月2日以投票方式就此问题作出了决定。10月3日，即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
24兆瓦的功率仍不足以用于军事目的，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但按照法、以协议，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的目标，之后该反应堆的功率还要再增加一倍。佩雷斯通过以色列大使馆将这一喜讯用密电发回国内后，本—古里安很快复电：“祝贺你们取得的重要成果。”
遵照上述协议，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和几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工程工地被选在了内格夫沙漠之中，据《圣经》故事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享受过这块沙漠中的绿洲。
法国专家们在建造核反应堆工程中很卖力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不少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很快，在迪莫纳郊外的内格夫荒漠的深处，出现了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而以色列则在其不远处，建立了本国的核研究中心。
迪莫纳核中心从一开始就被定为以色列国家的最高机密，并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安全保卫措施。每当旅游者们问起这座像一只巨大足球的建筑是个什么设施时，以色列人总是搪塞说，那不过是我们新建起的一座“纺织厂”。可是，对这座“纺织厂”的戒备比对军火库还要严密，在它的四周不仅布满了军队和警察，甚至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幻影式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即被布防的导弹击落。
“如果搞不到，那就去偷!”
1958年10月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为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法国的中东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色列人被昔日的盟友疏远了。
1960年 5月，戴高乐命令外交部长通知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反应堆提供铀。
6 月13日，本—古里安接到临时通知后飞往巴黎，与戴高乐总统见面。法国总统直言不讳地问道：“以色列究竟为什么需要核反应堆?” 本—古里安许诺，反应堆将仅用于和平项目，迪莫纳将不再增加提取武器型钚元素的设施。
回国之后，本—古里安发现来自法国、美国及新闻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而迪莫纳核反应堆本身也已无密可保，决定公开宣布以色列已经进入核时代。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的讲坛上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随后又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戴高乐所需要得到的。
为维持脆弱的以法关系，以色列人又做出了任何国家的情报机关都不肯做的事情：摩萨德忍痛交出了法国的重要情报提供人、素以“千面人”著称的克劳德•阿诺上校。阿诺曾向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武官纳基斯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其中包括他所参加的一个天主教派组织阴谋派人谋杀戴高乐总统的重要情报。法国人终于同意提供为完成迪莫纳反应堆工程所需要的最后一部分材料。以色列为实现核梦想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摩萨德不仅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造密者，并因此背上了出卖朋友的丑名。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最终中止了向以色列的核原料供应。
1962年10月，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如果仅从建筑物外观看，人们决不会想到这里隐藏着世界最著名情报机构的总部。这是一座完全不显眼的普通高楼，门口挂着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子公司的牌子。摩萨德总部设在建筑物的最高层，而其公开名称则是“××进出口公司”。总部人员都是从停车场经过一个专门通道来到一部秘密电梯口，随后直达顶层。通道口守卫极其严密，身份不明者根本不可能进入通道，更不可能知道里面的直通顶层的电梯了。
摩萨德局长办公室里的气氛显得异常紧张——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正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
在制造原子弹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不是技术。被世界公认为智商最高的犹太民族，决不缺少攻克技术难关的科学家，美、苏、英、法等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哪个没有犹太人科学家参与研制?
眼下，以色列人最发愁的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浓缩铀。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一个权威性的国际垄断组织——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及其核物质安全监督体系，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
“至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发问者是当时任农业部长的摩西•达扬。他是知道这项绝密核计划的少数以色列领导人之一。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照此看来，我们的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果没有办法搞到，我们也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就在这次会议上，摩萨德领受了“偷”铀的任务。而实际上领受这一任务的不仅是摩萨德，拉卡姆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搞铀任务，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会后，摩萨德成立了一个班子，专门研究这个课题。
三个月后，几个不同的方案呈到了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的办公桌上。第一个方案：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需冒极大的风险，但有可能得手。第二个方案：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在美国，虽因防范极严而风险很大，但有可能成功。第三个方案：对某个特殊实验室主任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须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方案出笼时，梅厄•阿米特已经接替哈雷尔出任摩萨德局长。他仔细审阅了上述建议后，大笔一挥，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对象。”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 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NUMEC)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因此，夏皮罗很快就被确定为重点策反对象。
夏皮罗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了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侮辱。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从此夏皮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获得了化学博士头衔的夏皮罗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他成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和“美国技术学会”中的积极成员。“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工程结束后他从公司老板手中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该公司将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氧化铀。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盈利丰厚的合同，而且争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很快，“纽梅克”公司的主顾已不限于美国，它似乎还有一些数目不定的国外来客，主要来自法国和以色列。这些外国人的“纽梅克”之行，也没能躲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眼睛。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早在1961年就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因为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质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1936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从此，“纽梅克”公司便成为以色列一个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两年后，“纽梅克”又成立了一个名叫ISORAD的子公司，而ISORAD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据该公司的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蒙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从那以后，在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里，以色列的客人就没间断过，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他们实际上都是摩萨德特工人员。
夏皮罗还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擅自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一起”，使监督官员们也一时无法判断出铀235是否丢失。22 磅铀235就足以制造一枚小型原子弹。而22磅铀的体积并不大，只需一个购物袋即可装下。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摩萨德总部正在举行每周例行的“情报局长碰头会”。近十年来，每周三下午4 点，以色列各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要在这里碰头，并由摩萨德局长主持会议，以协调整个情报工作。由于会议通常都是在咖啡桌旁进行，因此情报界头头们都喜欢称之为“咖啡桌会议”。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玩艺儿从美国运出来?”发问者是摩萨德的新任局长兹维•扎米尔。
“没有问题，”摩萨德特别行动处处长答道，“我们已经说服‘埃勒•奥勒’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后天，第一批42磅浓缩铀可以运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一共搞到了多少货?”
“据我估计 ，400磅只会多不会少。如果我们现在用它制造原子弹的话，这些铀足够18枚核弹头用的。”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所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带来了麻烦。
1965年 4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地获得了重大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用于“阿波罗”空间计划的 134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问题时闪烁其词。他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而这种做法则属于十分正常的。但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1965年10月21日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百分之十。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又有了新的发现：“丢失”的浓缩铀竟多达391磅，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但是夏皮罗却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都是手续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去年“保持工厂清洁”运动中不小心散失了。
基于法律的原因，美国原子能检察官在草拟的报告中使用了措辞谨慎的典型官方语言：“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言外之意，对于夏皮罗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于是，他只需偿付损失。第二天，原子能委员会给他送来了一份92.9万美元的帐单。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结论也依然是模棱两可：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于是，“纽梅克”公司还是照常营业，而且居然重新获得了政府的大宗订货，并被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但是饱尝苦头的夏皮罗却决定激流勇退，1966年底，他关闭了“纽梅克”公司。
1986年，当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以色列拥有原子弹的消息后，他们就判断出迪莫纳正在使用的浓缩铀极可能是来自美国。但是直到今天，美国人也仍未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有人怀疑，美国人即便是拿到了确凿的证据，也未必就愿意披露出来，因为这只能使他们在世人面前大丢其脸。
例如，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曾对《华盛顿明星报》的记者约翰• J•菲亚尔卡说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宁可信其无，也不愿信其有。他们不愿意正视事实，就好像获悉最要好的朋友强奸了胞妹一样。我们正在逐步排除这个问题。”
而秘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不愿将此事披露出来。30年后的今天，尽管摩萨德特工的许多杰作都作为炫耀而先后曝光，但60年代从美国窃取浓缩铀之事，却至今讳莫如深。
不过，以色列并非对全部核秘密都保持缄默不语，例如其报端就曾披露过一件摩萨德一手操办的偷运铀矿石的“高酸铅盐”行动。
“高酸铅盐”行动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子弹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军人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以色列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则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制造核武器，并称本—古里安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
不过，以色列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子弹。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 ，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子弹，甚至还有六分之一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武器。
“六天战争”的大获全胜，使得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国防部长达扬终于在内阁争论中获胜。1967年夏末秋初之际，以色列内阁通过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议案。但原子弹科学家们向政府提出了原料问题——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无法买到。于是，任务再次交给了摩萨德。
摩萨德局长梅厄•阿米特接受任务后，立即开始广泛搜寻目标。很快，他们就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了解到眼下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而这批从设在扎伊尔的一家姊妹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优质现货，此时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不久，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炮制出笼了。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核心，是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这批氧化铀矿石将由他们出面通过“正常途径”买下，然后再设法于运输途中将其劫持到以色列。
这将是一项极端危险的特别行动，整个行动从始至终都必须绝对保密。因为自从“核俱乐部”成员增加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对核原料的管制更加严格了。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为阻止以色列人制造原子弹，一直在严密地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为了寻找实施“高酸铅盐”行动的契机，奉命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他将在那里拜会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其实，艾贝尔与舒尔岑也仅有一面之交。1964年，艾贝尔在参观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时曾与之相遇。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曾向他介绍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但通过摩萨德的秘密档案，他却已掌握了舒尔岑的全部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舒尔岑曾是纳粹空军飞行员，战后开始经商，现与人合办了一家“亚斯玛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剂。这位前纳粹飞行员酷爱金钱和美女，这便为使其就范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安排巧妙，功夫做到，不愁他不替摩萨德效力。而艾贝尔将把舒尔岑拉下水，并负责策划买下这批铀矿石并最终运回以色列的整个行动。
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萨哈罗夫表示很愿意与亚斯玛拉公司合作做些生意，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终于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1945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上空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伤，从此，他便留下了永久性的阵发性头痛病。一次，萨哈罗夫趁他犯病之机，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又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你的病体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看到舒尔岑已经动心，萨哈罗夫又加了把火：“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疼病，而且比你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提供舒尔岑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惟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他又怎肯轻易放过?几天后，他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萨哈罗夫安排舒尔岑住进了海法港一幢豪华别墅里。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换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入女色的舒尔岑，便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摩萨德设下的色情陷阱。他与妓女们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这些录像带将成为摩萨德的撒手锏。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时，摩萨德还是尽量避免使用性讹诈手段。
而舒尔岑此时却全然不知，他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且一个劲地表示着感谢。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亲密，萨哈罗夫开始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他是代表以色列政府来请求舒尔岑帮助的，以色列目前最感兴趣的是管制最严格的战略物资——氧化铀。
舒尔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整个以色列之行都是摩萨德精心策划的! 而摩萨德当年绑架艾希曼的特遣行动，至今令他心有余悸。他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作为一名前纳粹军官，怎么竟自投罗网地跑到犹太人国家来了!
而此时，萨哈罗夫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金钱诱饵。萨哈罗夫保证，只要舒尔岑肯合作，事成之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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