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存在？实际上追问的是“是”（to on，to be ）本身，追问的是这一“是”是如何“是起来”的。在根源的意义上，存在论实际上先行地将一切具体存在物以及所指“悬置”起来，而先追问形成实体间关联的判断、即“是”本身是如何可能的？追问显然又是基于一个实有的“是”而不是否定这一“是”的存在性。这就是说，“是”本身无疑乃“世界”的基本事实，而哲学的起点恰恰就在于惊异于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必须给这一事实确立一个自立自洽的法度，于是对“是”的追问便自然指向于对“是”的范畴性的确证与规定。这样一来，“是”也就获得了一种共相性并且自身就成为共相，“是”本身就是一个最普遍的外延最大的抽象的概念，是既无质的差异又无量的区分的绝对的“一”，而那些被悬置起来的具体存在物以及所指则成为殊相，是通过具体的质与量所规定的“多”。
巴门尼德开始关注 “是”。不过作为巴门尼德核心范畴的“是”乃是现在直陈式单数第三人称的“是”（ estin，相当于it is ）。这个estin比起“存在”（Being）来，在分化程度上要根源得多，而且其含义也要普遍和广泛得多，这样一种“是”在陈康先生看来甚至“无法翻译”，用“存在”和“有”都不能解，而只能勉强译为“如若一是”[v]。汪子蒿及王太庆两位先生曾这样阐释“是”的意思：“第一，作为某个东西而存在（‘存在’是‘是’所包含的一种意义）；第二，依靠自己的能力起这样的作用；第三，显现、呈现为这个样子。”[vi]实际上，巴门尼德所确定的是“是”的总体的范畴规定性：“是”是完整的、单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也只有它才能构成可以被思想、被表述的真实的名称，等等。
巴门尼德与其说提出了一个内涵明确的范畴“是”，倒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刺激后世哲学家们进入存在论思维的令人困惑而又充满挑战的“是”。实际上，只有到了亚里士多德，才把“是”（ON，若要与巴门尼德的“是”，即estin区分开，也不妨称之为“实是”）看成最高的哲学范畴并建立起了专门研究on的学科（即后来所谓的Ontology），按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领域的归类，这类研究“是之所以为是”的学说被称之Metaphysics（形而上学），而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本体论”的理论只不过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存在论或形而上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即Ousiology。但核心部分毕竟不能代替整个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体系其实可以看成是以on为核心范畴建立起来的逻辑体系，或者就是关于on的逻辑学。也正是通过这一规定，“是”本身才有理由作为一个恒定的范畴存在，这一范畴正是后世哲学中作为核心范畴的存在（Being）。
存在论不仅要确定“是”，还要通过“是”规定作为“是者”的“存在”（ Being）。在此，判断即是规定和肯定，Being 是“是”的谓词和逻辑生成者，是“是”作为共相所具体展开的林林总总且层次迥异的殊相，既指作为终极理念的真、善、美、自由、正义、平等，也指一切具体可感的现象事物，既指过去了的存在（本质），也指尚待生成的存在（生存），既指人们熟悉的世界，也包含人们尚未认识甚至不可能认识的世界。存在是指世界中能够存在的一切，但它本身作为是的谓词与殊相是以实体的样式存在的。但是，“是者”或者“存在”作为实体存在本身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第一条看起来属于技术性条件：“是者”或“存在”必须能够思想和表达。这一条件又包含着一种“是者”或“存在”与语言的内在关联：“是者”或“存在”必须是通过语言表述出来因而能够被理解，语言的规定性呈现出“是”的逻辑本性，同时也显示出存在论在本质上的可知特性。存在论所确立的是一个纯有的世界而不是无的世界，必须划清“是”与“不是”的界限并把“不是”摒弃于意义及语言之外。在此，巴门尼德所谓“说出存在”的思想直接意味着存在着作为“是”之谓词的“是者”或“存在”，而“是者”或“存在”的存在本身也验证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是”之“真”。
第二个条件也许更根本：能够存在的存在必须是“善”的。存在论奠定的是关于存在必然存在的信念，因此，作为“是”的谓词或殊相的“是者”与“存在”必须体现出“是”的价值属性，这一价值属性是通过“是”本身的逻辑规定性确定的，因而贯通于知识图式的“是”同时也是美德的“是”。反过来说，不符合上述规定性的所谓“是者”及“存在”其实也有理由被看成是“不是者”与“非存在”。这里的“是”不仅意味着“真”，同时也意味着“是非”的明确界限。这样一来，我们或许会明白：巴门尼德坚决要求肯定“是”而排斥“不是”决不只是出于某种关于客观世界构成的纯粹认识论上的假设，而是反映了一种内在的人性及价值论设定。存在论所奠定的是关于存在必然存在并引导着人的生存活动的价值信念。“真正信心的力量决不允许从‘不是’产生任何东西，所以正义决不放松它的锁链，容许它生成或毁灭，而是将它抓得很紧。决定这些事情的就在于：‘是’还是‘不是’”[v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