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余马于兰皋兮的下一句是：驰椒丘且焉止息。出自《离骚》
《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离骚”，东汉王逸释为：“离，别也；骚，愁也。”《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注本。
一、创作背景
屈原学识丰富，“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远大的理想，对内主张修明法度、任用贤才，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楚国贵族集团中的顽固派不断打击和排挤屈原，使他一生为之奋斗呼号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就用诗歌倾吐自己的忧愁幽思、绵缠悱恻的情绪。
关于《离骚》的创作背景，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它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还是作于屈原被流放时。《史记·屈原列传》里说，年轻得志的屈原遭到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的谗害，被楚怀王疏远。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屈原放逐，著《离骚》。”《报任安书》里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明显存在着矛盾。
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离骚》本身找证据是个好办法。诗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意味着主动的态度，不是“被放”。此外，也有人因为诗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一句，怀疑它是屈原被放逐之后所作，但这并不足信。因为《离骚》后半部分，全是写诗人想像中的云游，“济沅湘以南征兮”并非实有其事。
总之，《史记·屈原列传》的说法是可信的，即《离骚》创作于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时，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创作出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而《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是抒情性文字，行文时不太忠实于史实，也是有可能的。
二、作品鉴赏
《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质，使屈原的处境极为孤立；在此情况下，屈原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使爱国爱民的屈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屈原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作为；同时揭露腐朽的贵族集团贪婪嫉妒，苟且偷安，背法妄行，结党营私，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罪恶；描写了屈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
后一部分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首先，女嬃劝他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博謇好修”，而要明哲保身；但是屈原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史实，否定了女嬃建议；于是屈原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首先，他上叩“天阍”，却遭到冷遇；接着，诗人下求佚女宓妃、有娀氏女和有虞之二姚，以便上通天帝，然而均都落空，这象征性地说明了争取楚王已经毫无希望了；于是屈原去找神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去国远游；诗人犹豫不决，又去找巫咸问策，巫咸则劝其暂留楚国待明君而行；在矛盾的建议中，诗人分析了国内政情，觉得不能久留于黑暗无望的楚国，决定离楚远行；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最后诗人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全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三、人物形象
屈原在《离骚》中，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体现了屈原的伟大思想和崇高的人格。
首先，这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他有明确的“美政”思想，这与屈原改革弊政，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及前王之踵武”，使历史上曾兴旺发达的“三王”政绩发扬光大。亦即由楚国统一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美政”思想的实质是要巩固楚王的统治，它充满了儒家美好政治的色彩，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要求，屈原不但有美政理想，也有实现它的具体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君明臣贤”。要有好的国君，还要有忠于国君并且有才干的大臣加以辅佐，君臣和谐才能成功。因而他歌颂“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他极力主张选贤任能，赞美古代贤君“举贤而授能”，称颂“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今，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同时他还主张废斥群小，这也是实现“美政”的重要保证。他在诗中极力揭露群小的罪恶，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还主张“循绳墨而不颇”，强调以法度治国。他为此奋斗终生，充分显示了这一形象的政治家风度。
这一形象还体现了诗人勇于同黑暗腐朽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诗人清楚地知道，楚国的不幸命运，以及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正是楚廷群小造成的。诗人对之极为愤恨，因而不遗余力地反复加以揭露和抨击，斥责他们“好蔽美而称恶”，竞进贪婪，嫉妒成性，朋比为奸，随波逐流，黑白颠倒。诗人还揭露了楚君的过失，说他反复无常，荒唐糊涂，宠信奸臣，疏远忠良，善恶不辨，致使诗人的“美政”理想落了空。显示了诗人同黑暗势力的勇敢斗争精神。
这一形象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美好形象，体现了诗人坚持正义的刚毅不屈的伟大精神。他坚信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他始终是“上下而求索”。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高洁的品格，他的超群拔俗的崇高理想，都“不同于今之人”，因而招致“谣诼”诽谤，遭受种种迫害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连他亲近的人都劝其随俗浮沉，不要“博謇好修”。可是，诗人却在诗中反复申明他决不能随波逐流的态度。在打击和迫害面前决不动摇，岿然如山，坚强不屈。诗中描写屈原三次求女嬃虽然失败了，但他仍然不懈地探索真理，寻求志同道合者，这种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与热爱的精神，正是他终生奋斗的力量源泉。这种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深远的。
诗人还通过这一形象，描绘了诗人自己思想感情的波澜，诗人把自己描绘成浑身披覆着香花和美玉的洁身好修，幽美芳香，妩媚奇特的超人，用来象征其纯洁高尚的内在美质。屈原内在美质的表现，最感人的就是他那强烈而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自幼就立下为国尽忠的理想，他为此自修美德和才能，祖国被“党人之偷乐”搞得“路幽昧以险隘”，他为之而伤心，他一再表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他被群小打击迫害而离开了政治舞台，但他始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虽然为自己不幸的命运而痛苦忧伤，但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和君王，他始终系心怀王，不忘楚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凭着屈原的杰出才能，他投奔别国也许会成为将相高官，但它否定了一切离楚远游的想法，非常形象，非常真挚地表现了屈原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语言特征
参差不齐的句子形式
《离骚》吸取楚地民歌的语言特点，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长，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屈原不仅采用灵活变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长太息”等，从而创造了一种节奏分明而参差错落的杂言句式。《离骚》中出现了不少“言对”，即工巧的对偶：“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还出现了一些“事对”，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但是这类句子在屈原作品中仅占少数，参差错落的句子占着绝对的优势。从节奏效果看，《诗经》倾向于整齐匀称，屈原的作品倾向于参差错落。一般来说，《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离骚》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离骚》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语言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过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语言节奏，形成《离骚》特殊的语言节奏美。
错落变化的句子结构
《离骚》与《诗经》的区别在于，当上下两句有可能形成对偶的时候，《离骚》有意识地变换词语的结构形式，使之具有错落之美，如“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蜿蜿”与“委蛇”是叠音词与连绵词相对，“掩涕”与“浪浪”是词组与叠音词相对，对应的词语或词组结构发生变化，是为了使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从而形成诗歌语言的节奏变化。《离骚》“乎”和“于”的用法，很能说明屈原有意追求错落的特点。“《离骚》语法，凡二句中连用介词‘于’‘乎’时，必上句用‘于’，下句用‘乎’，‘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胥其例也。”
《离骚》大量使用双音实义二字结构，大量使用连绵词：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菲菲、歔欷、逍遥、相羊、周流、啾啾，等等。双声、叠韵、重言，错杂相间，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调美。
“兮”字的普遍使用
“兮”字在屈原的作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离骚》中即普遍使用。“兮”字并非《楚辞》所独有，在北方文学中也较早地、大量地使用，“十五国风”中除《秦风》外，十四国风中都有“兮”字出现，而且多达236次。《诗经》中的“兮”字一般是用在句末，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兮”字的典型句式；还有用在句中的句子，如“宽兮绰兮”、“伯兮朅兮”，但是这样的用法相对来说只占少数。到屈原的作品，“兮”字用得更为广泛，而且有比较严格的规律性，用“兮”虽然不是屈原作品的特长，但是用得奇特、富有创造性并因此成为屈原作品语言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屈原划时代的创造。从《离骚》来看，两句用一“兮”字，用在奇句末尾，这种用法对调整诗歌节奏起着很大作用。“兮”本来是个语助词，许慎说：“兮，语所稽也”，段玉裁说：“语于此而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从屈原作品使用的情况看，“兮”都是语气助词，如果译成现代汉语，相当于语气词“呵”。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凡今本《老子》的“兮”都写作“呵”，证明郭、闻二位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如此“兮”字的作用主要是强化情感、延长音节、调整节奏，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五、艺术特色
深深植根于现实盼积极浪漫主义
中国文学观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源远流长，现实主义导源于《诗经》，浪漫主义导源于《楚辞》。《离骚》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离骚》展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国能实行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的“美政”，再现尧舜禹汤文武和三后那样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极力赞颂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他为了理想，坚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义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尽情驰骋，这在诗的第二、三两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现。如上款帝阍一节，诗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从南方的苍梧山出发，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仑山上的悬圃。他在太阳洗澡的咸池给马喂水，在太阳升起的扶桑树下总辔启行。月神、风神、雷师、凤鸟、飘风、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拥。神游西天一节，写他驾飞龙、鸣玉鸾，从天津启程，取道昆仑，渡赤水，过流沙，经不周，到西海。想象丰富奇特，境界恍惚迷离，场面宏伟壮丽。
比兴手法的运用
《离骚》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其具体表现为：在广度上，它较多地应用比喻，构成庞大的比兴系统；在深度上，较之《诗经》更为注意比兴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联系，用作比喻的事物与全篇所表达的内容统一，富有象征性。如诗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对比手法的运用
屈原在其诗篇中，以远古的尧、舜贤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与桀、纣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径以窘步”相对照，用以劝谏楚王要走正确的治国之路。又以“恐年岁之不吾与”和“惟夫党人之偷乐兮”相对照，使自己的热心为国与小人的苟且偷安形成鲜明对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节的叙述。
抒情诗一般没有故事情节。《离骚》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抒发其忠而被疏的愤懑之情。但是诗中的前一部分里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实，后两部分里更虚构了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款帝阍、历访神妃，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这首抒情诗具有了故事情节的成分。看来似乎山穷水尽，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澜起伏，百转千回，从而把叙事诗和抒情诗融为一炉。
六、后世影响
《离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代以后，后世文人无不对屈原推崇备至。究其原因，似可归功于屈原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司马迁向以“立德、立功、立言”自励，“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却惨遭宫刑，司马迁从“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事迹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完成了《史记》的撰述。梁代钟嵘《诗品》说李陵的诗作“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直是把屈原的旨趣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唐代诗人李白豪迈地宣称：“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很多作品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往往大量编织神话传说、日月风云和历史人物，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雄奇图画。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国忧民的精神，也与屈原有渊源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声称不仅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文采，而且要学习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在外族入侵、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爱国志士们多以屈原的气节来鼓励自己。南宋词人刘克庄在金人入侵的形势下，写诗颂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自己决不投降敌国的坚定信念。他在《屈原》一诗中说：“芈姓且为虏，累臣安所逃。不能抱祭器，聊复著《离骚》。”
在现代文学史上，受屈原精神影响的作家更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五四运动”前后，鲁迅艰难地探索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1926年出版《彷徨》时引《离骚》诗句作为书前的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显示出屈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有节操之坚执，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既是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也是砥砺志士仁人坚贞操守的金石。
屈原的艺术创造，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对后世的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诗经》为代表的“风”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骚”，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奠基石和古典诗歌的两个最高标准。汉魏以后，以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概称楚辞，晋郭璞《山海经注》引用《天问》、《远游》，都称《离骚》；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所论包括全部《楚辞》作品。梁代萧统《昭明文选》列“骚”类，包含《离骚》、《九歌》六篇、《九章》一篇、《卜居》、《九辩》五篇、《招魂》、《招隐士》。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到卷五总称《离骚》，包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续离骚》包括《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赋》、《鵩鸟赋》、《哀时命》、《招隐士》。其他像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明黄省曾《骚苑》、明张之象《楚骚绮语》、清贺宽《饮骚》等书，都是就全部楚辞而言的，《离骚》已经成为楚辞的代名词，“骚人”也成为诗人的代名词。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刘勰《文心雕龙》：“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蒲松龄侈谈鬼神花妖，很受屈原的影响，他在《聊斋自志》中说：“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他所抒发的坚贞怀抱和有志不得伸的愤懑，以及所用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也和屈原相类。
屈原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也赢得了世界文化巨人的光荣称号，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文学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公元前7世纪传入日本，19世纪开始传入欧洲，现已有英、法、德、俄等多种国家文字的译本。
七、名家评论
汉·刘安《离骚传》：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第五》：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