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人（包括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普遍视哲学为枯燥的理论，将它归为学问一途，敬而远之者大有人在，精研深思者则屈指可数，以致在我国的教育课程设置上，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除了政治课（把富于思辨色彩的理性探讨与挑战变成了空洞无味的“填鸭式”政治说教）之外，都不专设纯粹的哲学课——这在世界各国的教育体制中，都是相当罕见的。有资料显示，几乎所有文化大国都将哲学课当做学生的基础课程，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引导学生讨论诸如“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公正”等哲学话题，以此来塑造学生的精神人格、理想情怀，使之不至于过度沉迷于现世的物质和功利之中。应该说，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这样的教育不仅能让人保持清醒，还能有效传承人类高尚的精神传统。
然而，在我们这个有数千年文明史、产生过无数思想大师的泱泱大国，真正的哲学却长期缺席我们的教育和生活，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一个必须尽快得到纠正的缺憾。哲学关乎理想，关乎人生的智慧，同时也是一门追问历史、追问宇宙、反思人与世界关系的学问。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没有哲学作引导，就不可能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他的所有人生设计就必然以实利为目的，以现世为依归，与之相伴而生的，也就必然是名利至上、道德松懈、精神沦丧的社会风尚。
不可否认，这样的危机正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由于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物质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再加上心中缺乏值得敬畏的精神世界，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境况一直都不令人乐观。这一方面固然是社会转型期急功近利的心理所致，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国人的精神坐标有待健全——在此背景下，强调哲学对于现代公民世界观的提升和塑造，就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有学者指出：“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哲学。当代年轻一代普遍的信仰迷失，就说明今天不但迫切需要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卓越哲学家，而且需要大量哲学思想的启蒙者、教育者、传播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柱，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本和血脉的传承。”“作为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它能否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爱因斯坦说，哲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在18世纪，相对于英、法远远落后的德意志民族迅速崛起，这与他们高度重视理论思维和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哲学为社会高度重视，成为非常热门的学科，哲学家则享有崇高声誉，以至于贵族小姐的闺房里都有《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专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这个人数并不众多的民族诞生了一个又一个震撼世界的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仍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轻视哲学无疑是短视之举。一个世纪前，张之洞为清廷拟定大学章程，视哲学为无用之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予以取缔，王国维即撰文指出：“以公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哲学的用途乃无用之大用”。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知识，而是提高精神境界。因此，“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冯友兰语)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种由“眼前”而注重于“长远”、由“现实”而注重于“理想”的人生观念。假如每个人都有一种与“哲学”相称的博大胸怀、开阔眼界和“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那么，人就会从琐屑细小的事物中、从蝇营狗苟的计较中解放出来，人性的尊严和光辉就有望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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