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者和批评者们都同意资本主义拥有以下的特色：私营部分、私人所有权、自由企业、利润、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竞争、自我组织、市场（包括劳工市场）的存在、以及追求私人利益。
至于由政府大量干预经济—包括由国家掌控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混合一些自由市场特色的经济制度通常称为混合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3]。如果政府干预的程度远远高过私人的决策部分，那么这种经济则被称为中央集权。一些人如米尔顿·佛利民则反对任何政府对经济进行的干预。依照一些定义方式，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根基于资本主义上的混合经济制度。一些人则认为全世界已经结合为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是那些仍拒绝资本主义的国家，也都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运作。 资本主义的必要特征是以法规制度来确立和保护私人的财产，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私人财产权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便已存在，例如古罗马，但对于这些权利的保护则较为困难，因为当时罗马便没有警察存在。罗马和一些早期的制度经常逼迫弱者付费给有权势的庇护人或贵族以换取保护。
拥护者们主张，稳固的财产和法律制度使资本主义能促成： 最大的独立性； 更清楚而确实的所有权； 统一并整合全国的财产法规和财产资讯； 借由惩罚贸易中的诈骗行为来提升信任； 借由更正式而复杂的所有权书面契约，将能更轻易的分担风险和公司中的所有权； 借由更多借贷的担保项目，新的投资计划将更容易借贷资金； 更容易获得可信度更高的借债信用历史和财产价值的情报； 强化财产所有权契约文件的代替性、标准性、和可移动性，替全国性的市场架构铺路，并能使个人和公司实体更轻易的转移财产。而这些全都能促进经济的成长。 与社会主义相较，资本主义坚持私人财产的个人所有权，特别是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主张“在历史上，生产工具的私有化程度，是和人类从动物状况进化至现代文明的发展一致的”。在现代，每个国家里的生产工具多多少少都有一部分归政府所有，不过，只有绝大部分的所有权都归私人拥有的经济体系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里，绝大多数的生产能力都属于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公司组织所有。这包括了一些早期经济系统存在的组织如独资企业和合伙公司。在资本主义体制里的非利益组织则包括合作社、存款互助社、和公社。
资本主义制度更独特的组织是法人，可以用作利益和非利益的用途。这种实体在法律上能如同自然人一般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替公司的股东创造了独特的优点，使股东只需承担有限责任。
特定形式的法人则由股东所有，股东在市场上买卖他们的股票。股票也将公司的所有权转化为可贸易的商品—所有权的权利被分割为股票的单位，使它们更容易被买卖。这样的股票贸易首先于17世纪的欧洲出现，并从那时开始逐渐扩张和发展。当公司的所有权由许多股东分摊时，股东们通常能依据其持有之股份投票行使公司内部的权力。
在更广泛的程度上，生产能力的控制权是属于公司的股东们。在法律的限制和公司的财务能力内，每个公司的股东
鹿特丹的一间银行。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银行扮演着买卖货币和提供资本的角色。
股东能决定要如何使用生产能力。在更大的公司里，公司的权力架构通常有一套等级制度或者管理的科层制度。
重要的是，公司的股东能取得公司所产生的利润或收益，有时候是借由股份红利的制度，有时候则是借由以更高的价位来售出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他们也能将这些利润再次进行投资，进一步扩展公司的利润和价值。他们也可以将公司变卖，卖出所有配备、土地、和其他资产，并分摊变卖所得的资金。卖出生产能力的所有权通常都是最大化的价格或是净现值法的价格，以预估中未来公司能产生的利润为基准。因此利润的刺激将能促使公司的股东行使他们的权力以促进公司的生产能力。不同的股东也对这种刺激有不同的程度—有些人会贩卖他们所持有的比率，有些人则试着增加他们所持有的价值。无论如何，这种利润的刺激总是存在着，许多人也将其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能繁荣成长的主要因素。同时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给予公司股东的利润太大，并使股东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劳工生产的所得，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利润刺激只能鼓励股东去创造利润—而并不一定会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一些人则指出，股东们为了获取利润，必须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才能使他们愿意付费。而且，尽管在资本主义体制里非利润的组织和公社也都能合法的进行生产，但人们通常都倾向于购买追求利润的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当一个公司创立时，最初的所有人通常会提供一些金钱（资本）来购买或借贷一些生产的工具。举例而言，公司会先购买或借贷一块土地或一栋房屋，购买机械并雇用劳工（劳动力），或者由资本家自行提供劳动力。而劳工生产的产品则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在这里“资本家”一词指的是拥有资本的人，而不是支持资本主义的人）并且由劳工替资本家贩卖产品，或者由资本家自行贩卖，贩卖所得的资金也属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则向劳工支付劳动的酬劳，和支付其他的成本，并保留其余的资金作为利润。这些利润可以用作许多方面，资本家可以此消费，或将其进一步投资在研发新产品或新技术上，或者以此扩张商业的版图，以追求更多利润。如果需要更多资金来扩展事业，资本家则会向他人借贷资金，并以信用保证会偿还本金和利息。 艾茵·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认为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德目标便是将追求个人的利益。
个人对私利的追求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成分。在这样的经济制度里，“拥有土地和资本的物主们，以及他们所雇用的劳工们，都能自由使用他们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以追求最大的利润。”许多理论家如亚当·斯密和艾茵·兰德认为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能使整个社会变的更为富裕。亚当·斯密被广泛认为是资本主义之父，他认为利己的行为比宣称替“公共利益”服务的利他主义更有效率多了：
“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一个人将能更有效地提升这个社会。我从来没看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达成的。（国富论）”
艾茵·兰德或许是最坦率支持资本主义里追求个人利益的了，她在Capitalism:TheUnknownIdeal一书里写道：
“美国的富裕并非是由那些替公共利益牺牲的人所创造的，而是由那些追求各自利益和私人财富、具有生产力的天才自由人所创造的。”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也拥护资本主义里追求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主张公司并没有所谓的社会责任，唯一的责任就是替股东们增加利润，只要不在过程中使用诈骗的行为即可。他主张公司在追求其利润的同时，只要不使用诈骗和欺瞒的行为，就都能替这个社会带来利益。佛利民并没有主张公司不应该协助社会共同体，而是主张只要公司投入的是长期的事业那他们便会“贡献资源给社会共同体的设施……”以“提升商誉”，以此来提升其利润。其他一些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则反对聚焦于自我利益上，例如美国全食市场（WholeFoodsMarket）的首席执行官JohnMackey在Reason杂志的文章里谈到，替顾客和社会服务是出自“爱”而不是自我利益（重新思考商业的社会责任，Reason杂志，2005年10月）。
借由对利润的追求来达成自我利益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利润是借由贩卖产品的所得高过其生产成本而获得的。一些人认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主张“资本主义与对利润的追求相同的，由刻意而理性的资本家们进行。”不过，那并非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色，古代狩猎采集时期的社会也有交换和贸易的利益行为。在资本主义里，利润是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成长的利润部分又再次进行投资，而不是将其消耗掉。 “自由市场”的概念在于所有针对货币、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决定都以自愿为基准，免于受到强迫和诈骗的影响，这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特色。其他一些经济制度则阻止个人拥有生产工具（包括利润），或强迫必须共享之，同时一部分经济的决定也受到强迫的影响，这都不能被视为是自由市场。在理想的自由市场制度里，所有的经济决定都不能被强迫影响，相反地，它们是由个人之间互相贸易、谈判、合作、和竞争来决定的。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政府或许会扮演保护的角色以阻止市场的参与者使用强迫力量，但并不会主动地进行干涉；这种情况被称为自由放任。不过，一些人主张资本主义是可以与独裁主义的政府并存的，或者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在没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存在（参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个法律系统会承认并保护财产的权利，提供财产的所有人自由贩卖他们财产的权利；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那他们也有权利继续拥有之。依据资本主义的标准理论，如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所主张的，当个人进行贸易时，他们通常更注重于评估产品的价值，而不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产品没有那个价值，那他们便不会进行贸易，保留他们评估认为价值更高的东西。这个概念也说明了在贸易中双方都曾评估认为自己会因此获利。
在自由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的价格协议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所指定。这个价格是购买者愿意支付购买商品的价格、和销售者愿意卖出其商品的价格，直接由供给和需求（以及贸易的数量）所决定。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弧线的平衡点所决定的，代表了购买者会愿意购买（和销售者愿意卖出）特定数量的产品的价格。在平衡点上的价格将会导致供给过多，在平衡点下的价格则会导致需求提升。当购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愿意卖出的价格一致时，贸易进行同时价格也因此决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由市场是件好事，经常被用以正当化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指的是那些市场无法有效提供或分配资源及服务的状况（举例而言，当市场没有按照某些人理想中的情况分配物资时，市场经常被指责破坏了道德或社会公平）。一些人认为自由市场如果缺乏“完全情报”和“完全竞争”，那么政府应该对此施加干预（参见完全竞争）。经常被举出的市场失灵现象还包括了垄断，市场资讯来源的垄断（例如内线交易）、或是价格诈欺。透过自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工资也经常被批评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另外一个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则是外部性的问题，外部性会导致市场其中一方的行为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到了其他人，最常被举的外部性例子是污染。整体来说，自由市场在医疗健保、失业率、财富不平等、以及教育等领域分配物资的表现经常被批评为市场失灵。同时，许多被视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政府也会在市场中施加价格管制，因此干预了自由市场的机制。这通常发生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又或者是在一些被认为是有重要战略位的产品和服务领域—例如电力产业在许多国家都受到政府的沉重管制。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也分析了市场失灵，并且主张政府的确应该承担起平衡这些市场失灵的工作，例如透过市场管制和补贴的计划。
然而，其他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大力反对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要被限制，不该以“市场失灵”为借口干预经济自由。他们认为市场失灵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被许多人用以正当化政府施加强迫干预的政治行为—例如平等主义的目标。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干预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麻烦，甚至会造成与原先这些干预所要达成的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这些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垄断，除非这些垄断是透过强迫手段避免竞争才达成的（参见强迫垄断），他们并且指出在历史上的垄断往往是由于政府的干预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乏干预。他们主张最低工资法条只会造成不必要的失业，而取缔内线交易的法条则会减低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政府强迫施加的价格管制则会造成产品及服务的短缺。这些经济学家通常是根基于实践上的理论，但也有许多人是出自道德上的立场拥护资本主义，例如艾茵·兰德便称资本主义是唯一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经济体制。
尽管通常会受到沉重的管制，金融市场能提供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和更简易的贸易债务、国际汇率、和对公司的所有权。农业、矿业、和能源业的生产也会有类似的改变。
在人类历史中市场一直存在着。在狩猎采集时期，人们通常以物易物交换他们的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得交换更容易进行，也让中世纪的商品交易会得以繁荣发展。不过，每个社会（不同时间和地点）对于产品贸易的适当性都有各自的看法，也因此有时会对生产和特定产品的交易加以限制：要不是因为以这种限制来达成其他目标—例如稳固地方贵族/武士/首长的地位，就是因为认为特定产品能够被贸易的概念是错误的。这些也都妨碍了真正的自由市场。
即使在现代经济里，政府也不允许市场在许多领域自由进行；不过与中世纪授与同业公会的特权为例相比较，对于价格的限制已经相当宽松了。大多数的经济都混合了自由市场和非市场的制度。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一定等同自由市场，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成分或是财产的权利会妨碍在贸易上的自由，其他人则完全否定“自由市场”的概念，主张自由市场是剥削性的、或是根本不存在。举例而言，一些人认为透过自由市场而非政府所决定的工资是具有剥削性质的，主张那剥夺了劳工对于产品的所有权利，并且只能接受低廉的工资以赚取温饱。然而，经济学家则指出工资的减低就如同市场上的通货紧缩现象一般：当劳动的价格下降时，那只不过表示市场上对这种劳动的需求减低了，又或者是这种劳动的供给过多，所以造成了平均价格的下降。 由贸易和财产作为核心角色的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了促进资本的成长。测量成长的标准方法是称为GDP的国内生产总值、产能使用率（Capacityutilization）、以及生活的水平。
在亚当·斯密的主张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保持并改良他们所储藏的资本的能力是自由市场设定生产、价格、和资源分配的重心。一般认为在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经济出现前，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额都相当低落，成长也较为缓慢。在那之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则非常迅速[7][8]。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些国家便已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也拥有相较之下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包括了前4世纪的古希腊文明、1世纪罗马的意大利、和15世纪的北意大利。17世纪的荷兰也是很好的例子，当时荷兰的人均所得远大于其他的所有国家，也达到了18世纪英格兰的生活水平，但并没有如英格兰一样达成了工业革命。
一般也认为较高的GDP人均所得能提升生活的水平，包括满足或改进食物、住宅、衣着、医疗、减少工作时数并使老年人得以免于劳动。这些都无法在GDP过低时达成。
不过，经济的成长并没有被普遍认为是正面的，这种成长的负面影响被经济学家称为“成本的外部化”（参见外部性），除了别的以外，这些影响包括污染、对于传统生活形态和文化的摧毁、疾病的散布、为了资源或市场接触而引发战争、。并产生了下层阶级。在替资本主义辩护时，自由主义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主张这些负面问题都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后果。
企业家的经济和一个社会的“成长”所标志的便是经济的流动性，流动性代表了在构成社会—经济的架构里的大规模改变。这种改变在人口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上相当明显，也大幅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真正能赚取权力。在标准的经济学里，资本主义提供了个人更多的机会去从事新的行业或进行商业冒险，使个人有机会更快的致富。相较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架构，封建制度和部落社会有着较稳定的财富关系。而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则将更多财富分配给社会利益用途，也因此减少了收入的流动性，尤其是对那些拥有资本并想以此贸易的人而言。
不过，收入的大量变动并不一定代表着收入的流动性—有些人定期接收薪资，薪资也随着工作年数增加，并在年老时退休，而这种变动在本质上并不一定代表“流动性”。除此之外，许多劳工经济学者主张，薪资的不稳定性代表风险转移至劳工—尤其是特定的领域如农业劳工的身上，而使资本的所有人得以躲避风险。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指出这样的经济系统能够自行组织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而无需外部的指引或计划机制。这种现象称为“自我组织”。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创造了“交易经济”（catallaxy）一词，意思是一个出于“自发秩序”市场，没有中央控制（政府）的机构可以阻挠个人追求其目标的决定。不过，在大多数现代经济里国家都引导某些程度的中央经济计划（如以国家的中央银行设置基本利率），表面上看来是企图增加经济的效率、减低经济循环的易变性、和推动特定的社会目标，但即使这些有限的控制都会产生问题，因为要预测经济在未来仅仅一年或两年的状况都是极度困难的。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便主张大萧条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一些经济学家使用混沌理论主张，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作出预测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观点分散了经济计划的本质，并发展为资本主义里的重要力量之一，主张资本主义允许尝试各种的解决方法，而现实世界的竞争通常能找出解决新兴问题的好方法。这些理论反对在计划经济里以中央计划运作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因为错误的预测而选择了错误的解决方法。一个可能的例子便是索马里的经验，原先被严密管制的电信产业在政府垮台后则“繁荣”的发展，而据报道指出这种繁荣正是因为缺乏政府的存在。
古罗马（尤其是共和国晚期至帝国初期）和宋朝的中国都有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特色：没有封建的封地、（微弱的）财产权利、一些经济成长、和在当时相当先进的科技。许多争论也聚焦于为何这些社会没能产生他们的“工业革命”以达成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一些说法认为这些国家都在他们的地区形成了垄断，也缺乏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于是统治阶级开始变的自满，而原本顺利的制度则被翻转以富裕某些特定的利益团体。许多新技术的发明都曾在历史上诸多小国家竞争时出现过，如同在古希腊以及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当时这些国家和城市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