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这首七言律诗，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为躲避“安史之乱”兵患，流寓梓州（今三台县）所作。
盛唐时期，梓州和西川节度使治所成都齐名，享有“川北重镇，剑南之都”之美誉。至唐、宋时期，梓州城池雄伟，交通发达，成为巴蜀第二大都市。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和成都平起平坐，管辖四川东部（剑南道）的城市。
在千年后，却沦为一个被淹没在历史云烟中的十八线小县城，而成都不仅成为省会，也成为了西部第一的国际化大都市。
那么，为什么成都和梓州（三台）的发展，如此天差地别，本篇文章就为大家来详细讲解一番。
首先，梓州（三台）是唐、宋时期，由政治型城市转变为经济型城市的典范。
虽然说，唐肃宗时，朝廷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梓州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政治地位与作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所的成都相等。
但是，两者的经济地位却不能相提并论。
有唐史料这样形容梓州（三台）：“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也就是说，梓州完全是一个偏政治型的城市，经济基础实在不堪。
不过，到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也促进了梓州（三台）加速建设经济型城市的进程。
此时，梓州（三台）不仅发展成为重要的稻米产区，而且城郭内，也有机织户千家，并成为可以和成都平分秋色的纺织业中心。
梓州（三台）的井盐生产、工艺也是十分发达，井盐产量是位居四川的龙头地位，还成为成都百姓食盐的主要供应地。
同时，梓州（三台）的药材贸易相当繁荣，当地官吏、商贾、百姓的数年协同发力，让梓州成为川中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熙宁十年，梓州城商税收入为五万五千余贯，仅次于成都府城的商税收入十七万一千余贯。也就是位居四川第二位。
没错，那时四川的千年老二不是绵阳（古称涪城），而是梓州！
但是，此时的梓州（三台），经济水平和成都相比较，还是差了一大截。成都本就是不是单纯以政治型城市发展的，所以经济基础比梓州好，经济迭代比梓州快。
因为地处平原的优势，成都的农业发达，是有名的粮食集散地。并且，成都地区的蜀锦、绢帛、麻布的产销好，是全国著名的纺织品集散地。
相比较梓州（三台）的川中交通网络，成都是当之无愧的西南交通枢纽，水陆交通非常发达。
以成都为起点，水路可以沿岷江、长江航线直达东南；陆路沿川陕驿道，直通中原和西北，还可经雅州、黎州到达大理，以通外商。
宋代的成都，也是发明和使用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促进了成都的金融业改革发展。
所以，在宋代，成都在经济上，既是手工业中心、农业中心、商业中心，也是金融中心，并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大都市。
同时，随着地区性经济中心城市陆续出现，梓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在不断被压缩。特别是政治地位的萎缩，导致可控的经济优势发展资源缺失，进而逐渐走下坡路。
以下时间轴线，为梓州的政治区域发展格局！
公元1118年，原剑南东川节度的梓州，被改制为潼川府，而梓州路为潼川府路，并和涪城县、郪县，同为潼川府节制。
公元1376年，明朝廷，改制潼川府为州，撤郪县，并入潼川州，州属四川行省。
公元1734年，潼川州再改制为潼川府，属四川省川北道。虽然重归为府，但是直辖区域却大为降低，府城整体城郭，在现今三台县的城南一带。
民国时期，梓州（三台），先后被川北道、第十二行政督察区节制。
解放以后，梓州（三台），先归遂宁专区节制。后来，遂宁专区后，梓州（三台）又被转为绵阳专区（地区），并长期受制于支柱型产业、地理位置等限制因素，导致城市发展更迭缓慢，和成都相比差距，自然是更加遥远了。
而成都，在解放以后，通过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工业项目内迁发展，国防科工实力增强，也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要受益城市，让成都积累到再创业的数桶金，并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受益匪浅，以此产生的“人口资源虹吸效应”，也非川内其他城市所能比拟。
现今，梓州（三台）成为了绵阳市下辖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
但是，成都依然是千年前的成都，是四川的首府，是四川人口常驻最多的城市，是四川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是四川地区交通最便利的城市，是四川地区GDP最高的城市。
接下来，成都依靠平原地形的天时地利，还会继续拓展新的城市片区，而梓州（三台）也依然在默默地自力更生，努力打造出工业强县，但两者的差距，已经是不可千年前的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