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首演,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当时才20岁出头的贺敬之领受任务,执笔创作《白毛女》。“当时我还不太敢接受这活儿,组织跟我谈话,说我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也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所以就决定我来写了。写到最后一段,我身体实在不行了,就由丁毅来写的。”
《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回忆起烽火年代里的创作经过,贺敬之讲道:“那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创作《白毛女》是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我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这个任务的。”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期间,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来自全国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全都赶来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来了……
贺敬之这样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
《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这部歌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白毛女》在延安前前后后共演出30多场,机关、部队、群众——大多数人都看过了,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远远地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的歌曲。演员们走在街上,常常被人们围住,指着说:“看,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人们都同情他们,爱戴他们。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从鲁艺到党校大礼堂演出的路上,孩子们常常包围他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打他们。
“《白毛女》的整个创作,是个集体创作。这不仅是就一般意义——舞台的艺术本就是剧作、导演、演员、装置、音乐等各方面构成的——上来说的,《白毛女》是比这更有新的意义更广泛的群众性的集体创作。仅就剧本来说,它所作为依据的原来的民间传奇故事,已经是多少人的‘大’集体创作了。而形成剧本时,它又经过多少人的研究、批评和补充,间接或直接地帮助与参加了剧作者的工作。《白毛女》是一个大的歌剧,是一个新的艰苦的创作,剧本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它联系着各部门的创作,若不是集体力量的相互合作,《白毛女》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完成工作后,贺敬之写下这样的创作者体会,以《〈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为题发表在1947年晋察冀新华书店出版的歌剧本《白毛女》里。
多年来,每每忆及这段往事,贺敬之总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毛女》除接受了专家、艺术工作者、干部的帮助之外,它同时是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与帮助之下形成的…… “这说明新的艺术为群众服务,反映群众,通过群众,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他还记得,关于最后黄世仁要不要枪毙的问题产生了一些争执,贺敬之去打饭时,炊事员一直跟着他说黄世仁不枪毙不行,最后综合各方意见,歌剧中给黄世仁安排了枪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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